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超越

区别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对苏联的做法既有否定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继承的东西。我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同时也继承苏联某些好的东西，并予以发展。例如我们继承了新经济政策中运用市场机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做法，并且最后发展成作为一个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把洗澡水同小孩一起泼掉。

中国同苏联模式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邓小平多次说明中国体制同苏联的关系。1986年9月29日，在同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3］

割断中国改革同斯大林模式的关系，无非是想借此肯定斯大林模式，说明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来自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斯大林模式好得很，应当在中国坚持下去。不过，邓小平曾经“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在这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恰是针对“我们过去照搬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论的。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4.

［2］［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178、2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

苏联体制模式的超越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于“苏联模式”和“斯大林

体制”的提法，果真是假命题吗？

别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是早在苏

联解体以前多少年，苏联学术界、

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就已提出

“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概

念了。而且，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

改革史稍微有一点儿常识的话，就会

知道，邓小平恰恰不仅是从当时中国的体制，也是从苏联的体制模式着眼，来思考、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蓝图的。

从中国改革伊始，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改革。他深刻地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

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小平同志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小平同志不仅谈到突破，在领导改革的实践中，也确确实实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1988年5月18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3］

很显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突破”，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突破。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过去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了。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上述公式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计划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像斯大林的“专政”那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进行“人身消灭”的“专政”，同样不是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究法制的专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的关系，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

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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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多、更重要的应该是讲究“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同斯大林体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难道是一回事吗？至于所有制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是实行单一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所有制。况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过去也有所不同。这样看来，难道还能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完全混同吗？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混淆不得、也混同不了的。

我们主张“突破”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我们认为，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斯大林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宣扬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也越尖锐；他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化，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更把专政暴力绝对化。所以苏联发生了把列宁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实行斩尽杀绝的悲剧。我们所突破的恰恰是斯大林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

我国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论，其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也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包括苏联体制模式在内的过去的旧体制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体制模式层次着眼，是对苏联模式这种“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脱离其中国要求。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体制模式，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曾发生相当影响，它没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脱离时代要求，所以，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苏联的体制模式不仅在前苏联造成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遭受惨重损失的当今时代，必须突破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而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才焕发出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在这样短短的30年间把中国从一个濒临危机边缘的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今天这样繁荣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不是像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那样，是“僵化了”的、“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东西。

参考文献：［1］

［3］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77、40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图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内的总统办公大楼，斯大林曾在里面办公

唯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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