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中的_为人生_前期文学研究会作家文学观念的差异

收稿日期:20040520

作者简介:黄开发(1963—　),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①本文所说的“前期”指的是1921年到1925年间。1925年以后,文学研究会的组织变得散漫,成员在文学观念和政治倾向上的分

歧增大,并走向分化。

2004年第6期总第18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 iangsu ad m inistrati on institute No .6,2004General No .18

文学研究

众声喧哗中的“为人生”

———前期文学研究会①

作家文学观念的差异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前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其实该会

作家无论是在文学本体论、文学功用观,还是在创作上都表现出了诸多鲜明的差异。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最重要的鼓吹者茅盾和郑振铎那里,也是如此。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现实主义;差异性中图分类号:I 1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6012204 文学研究会直接继承了《新青年》“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构造成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主流文学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很多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叙述中,一提起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就简单地说是“为人生”的,是现实主义的。其“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被夸大了,忽视了这个松散的文学社团在“为人生”这个共同倾向下的文学观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历史进程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

[1](P255)

一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注重文学社会功利性的文

学社团。作为其骨干和主要批评家的郑振铎、茅盾,于20世纪30年代曾分别指出过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倾向。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以确定无疑的口气告诉我们:文研会的刊物《小说月报》和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着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因此他又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是他们的共同的见解。”[2]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却说,文学研究

会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集体的行动,没有提出集体的主张,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文学意见;只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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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会宣言》里有一句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3]“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他们的说法并不一致,且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都肯定了文学研究会成员有着共同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念。

对于文研会的作家来说,“为人生”只是一个笼统的倾向,关于什么是“为人生”,怎样才能“为人生”等等问题,他们都缺乏明确的概念。而且,他们的文学观也并不都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同为现实主义,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论来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有限的外国文学理论的知识来表达他们的认识,态度常常犹豫不定。文研会始终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式的理论代表,茅盾和郑振铎的主张不过是在众多声音中凸显出来了而已。文研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醒目标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塑造的结果。一方面,是带有更鲜明的社会倾向性的批评家茅盾、郑振铎后来的陈述的塑造,他们说话的时候,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文坛的主流;另一方面,又是长期以来主流文学观念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塑造。

文研会的一些重要作家持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表现论的文学本体论。冰心说:“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真’的文学。”所以,她号召文学家创造“真”的文学:“发挥个性,表现自己。”[4]王统照说:“我们相信文学为人类情感之流不可阻遏的表现,而为人类潜在的欲望的要求。”“主义是束缚天才的利器,也是一种桎梏,我们只能就所见到的说出我们愿说的话,决不带任何色彩,虽然我们并不是天才。”[5]庐隐说:“创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艺术的表现,但是艺术有两种:就是人生的艺术(A rts for lifeπs sake)和艺术的艺术(A rts f or artπs sake)。这两者的争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创作者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节调,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容否定的了。”另一方面,“创作家对于……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调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6]她的话反映出把“为人生”与“为艺术”结合起来的企图。

冰心、王统照、庐隐的文艺本体论包含着他们对文学功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文研会主要成员更其明确的文学功用观。胡愈之认为,“文学家创造出诗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把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人物,想象的事情安插进去。这种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补足(Comp le ment)。我们对于物质世界有所不满时,可以在想象的世界中,寻得慰安之物”[7]。他强调的是文学对人生的慰藉作用。李之常则坚持工具论的文学观:“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绝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8]同是文研会成员的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对文学的要求,说“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他还批评郑振铎不曾把他提倡的“血泪”的真实意义———文学的阶级性———指示出来[9]。而叶圣陶曾试图调和“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分歧:“艺术究竟是为人生的抑为艺术的,治艺术者各有所持,几成两大派。以我浅见,必具二者方得为艺术……真的文艺必兼包人生的与艺术的。”[10]文研会成员文学本质论与功用观的不同印证了茅盾所言文研会没有集体的主张,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文学意见的话。

不仅理论话语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文研会作家的创作也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冰心、王统照(还有早期的叶绍钧)对爱与美的憧憬,庐隐所表现的情感的苦闷、焦灼,许地山的宗教意识对作品的渗透和异域色彩,都表现出鲜明的浪漫抒情的倾向。在艺术手法上,象征主义的手法和抒情性描写随处可见。他们表现人生的理想,但这些理想不是通过客观的描写,而是通过理性化的形象和结构,通过叙述者的明确宣示。

不过,文研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主导倾向也并不如茅盾所说的那么低调。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工一样。”这话说得很朴实,但十分重要,标志着中国文人观念和身份的重大变革,里面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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