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约翰·福斯特和保尔·伯特格等西方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巴黎第十大学校长，致力于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伦德曼是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大卫·佩珀是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外，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福斯特、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以及美国绿党的重要理论家约洱·克沃尔教授近期分别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自然的理由》、《自然的敌人》等著作，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纵观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它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终于从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浅析生态学马克思源自文库义
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威廉·莱易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他在1972 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其结果是生产的无限扩张，最终必将导致人的自我毁灭。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和生产力及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本·阿格尔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阿格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安德列·高兹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他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指出了现存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后提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克服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在社会生态运动中占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初步形成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其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第一、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特征。“过度生产”表现为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而“过度消费”表现为人们只是根据消费的多少和品种的多样来作为幸福程度的标准，西方社会也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时代，这样自然的承受力越来越大，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加在一起，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因此，莱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