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荆轲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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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咏荆轲》赏析

先秦义侠荆轲的事迹感动了一代代人，催生了一篇篇优秀作品，构成了一道冷峻的风景。在尚温雅的中国古代文坛，很是招眼。诗国巨擘陶渊明的《咏荆轲》便是其中的名篇之一。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二九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陶咏荆的诗，现集中仅此一首，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颇深刻的，故龚自珍如是说。笔者认为，陶潜《咏荆轲》诗对荆轲形象的塑造实已达极致；而且，该诗也很好地体现了陶“志”。诗曰：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就是一篇荆轲颂!陶诗本来“文体省静，殆无长语”(钟嵘《诗品》)，但此诗却挥毫如泼，是陶诗中最长的。在陶潜是诗之前，描写荆轲最震撼的应属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陶喜读《史记》，《咏荆轲》应是他阅读《刺客列传》后的产物。然而，陶诗对荆轲形象的“美化”实已超过迁史。那么，两相对比，陶诗有何优胜呢

第一，作为史书，《史记》所载故事情节较复杂。荆轲见燕丹前已有不少事，如结交渐离、燕市豪饮、田光引荐等。见后至刺秦前也有不少事，这些事可用三个字概括：“养”、“疑”、“激”。养：燕丹厚养荆轲；疑：“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燕丹乃疑之；激：燕丹以言激

之，荆轲始付诸行动。其实，不仅燕丹疑，但凡脑子正常的读者也都会疑：本来，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何况还是极其快乐的生活!荆轲会不会也这样想呢他若真这样想，也正常；但是，也就与常人无甚区别了。司马迁怕读者误会，甚至小觑荆卿，就先让田光说他“非庸人也”。但总体看来，“在前半部分里，荆轲似乎很少英气，甚至很怯弱；与燕太子交后也不马上出发，拖延了很长时间”(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此看来，如此这般地塑造荆轲，对其形象是可能有所污损的。而荆轲的事迹本极超常，理应把他描绘得更完美些，故这等叙写似应避免。再从公众心理说，广大读者也需要那些格外奇伟的英雄形象，以其理想的神光照亮大众的平庸与灰暗。陶诗正好满足了民众这一精神需求，诗贵剪裁，结构须跳跃，故陶诗一上来就让荆轲提剑而西，并无二话：“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你请我，就是瞧得起我，请问你有甚事我要图秦。好，我现在就去摆平之——就这么简单!简单就是最好。这么处理，可谓又少又好，真令人不得不佩服陶诗技法之“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

第二，瞄准送别和上路二事，予以大肆的铺陈和夸写。陶并非一味图“省净”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大方。他不惜笔墨，描写了送别和上路的情况，达到了快速、高质“偶像化”荆轲的奇效。先看写送别：“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这里，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同时也充满了具体鲜活的细节；更可贵的，诗还成功地渲染出了送别时那摄人心魄的悲壮气氛。“诗”当然要

比“史”更凝练。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形之下，陶诗是很铺张的。尤其接下来又一连用了四句话极力夸写荆轲上路后的疾速：“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清人蒋薰评道：“暮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我看，这几句表现的就是一个字：快!那是车马在奔驰吗那简直是一道闪电在北方的原野上自东而西咔嚓划过!这样写，荆轲的神勇形象一下子就形神俱出了。故笔者认为，这几句乃此诗最精彩、最具神韵的地方。再看《史记》，司马迁对荆轲赴秦是略写：“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亦不顾。”再接下来即是“遂至秦”。所以，夸写赴秦之疾是陶诗的精心结撰处，也是非常成功的创新点。

第三，在节奏的把握上，《史记》是前慢后快；前面写荆轲交游，燕丹与秦王结怨，燕丹图秦，问计于鞠武，鞠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田光自刎等等，不紧不慢，迤逦写来；一过易水，进展神速，以显荆轲之勇。而陶诗节奏较复杂：松——紧——松——紧——松，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句“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蠃”，松；接下立马绷紧：“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再往下送别，又转为细拉漫唱，以精心地渲染悲壮场面，笔势较舒缓；然后是赴秦，如上所言，真可谓疾如霹雳闪电；末尾“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抒写感慨，引入深思，余音袅袅，以松结。三松二紧中，以二紧为重点，精心打造。总之，陶诗篇幅虽小，极尽展转腾挪之势。

第四，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咏荆轲》述说的角度也较活泛。首句“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这是作者的口气；中间“慷慨送我行”云云，不知不觉中忽然转化成了荆轲的口气；最后，“惜哉剑术

疏……”作者又出场，作总结评论。《史记》则不曾用“我”的口吻叙事。另外，《史记》尚故事情节，以叙述为主；陶诗尚颂美，以描写为主。

当然，《咏荆轲》是诗，不是文。诗言志，所以，塑造倜傥非常的人物形象，只是创作成就之一方面；另一方面，《咏荆轲》也很好地表现了陶“志”。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四云：“观此篇可以知其志矣。”何以这样说呢

第一，此诗是陶翁侠客梦、英雄欲的显露。千古文人侠客梦，在渊明的潜意识里，实亦有此。但有一点须说明，陶潜笔下的荆轲，是儒道兼宗而又以道为主的英雄，不是纯儒型的。正如朱熹评陶“自豪放”、“豪放得来不觉”(《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可谓“自然的英雄”。

道家并非一味清虚恬淡，勇猛亦道学本有之义。老庄笔下本不缺乏排山倒海的道圣形象，只是比之儒家型英雄的叱咤风云、忠毅正直，道家型英雄的特点是神勇超凡、雄奇浪漫。若用凡俗的眼光看，陶所塑造的荆轲已经神化，或者说已高度偶像化，但其实，这正是道家思想所导致的，正是道家型理想人物的标记。陶渊明的荆轲是道家型的雄杰，在陶的笔下，荆轲的行为完全是自觉自愿、自然而然的。“图穷事自至’，一那是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啊!但是，一个“事自至”，把偌大的事说得多轻巧啊!请注意，陶渊明喜欢用“自”字，这是服膺老庄所致。朱熹曾说：“陶渊明亦只是老庄，”(《朱子语类》卷一二五)笔者按：“自然”是新、老道家思想里永远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自然”乃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