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林聚任【内容提要】现代性通常是指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

人们深信通过理性可以建立起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

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而言的，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且是所有民族国家不可抗拒的共同的趋向。

从上述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之现代性是同质的、普适的、一元的。

然而，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说是多元的。

一旦抛弃了传统的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我们就完全可以承认现代性的多元性。

【关键词】社会文化/现代化/现代性/多元性当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虽是如火如荼，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工程”(An incomplete project)仍需关注。

尤其是在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时代，站在“他者”的角度关注多元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

本文着力从社会文化意义方面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

一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首要的是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强调现代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而且对现代性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要深入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首先要厘清现代性的不同含义。

目前学术界对现代性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或使用。

(一)现代性的历史含义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现代性首先是从历史断代意义上来说的。

它与传统性相对立，是指封建主义时代之后新的时代性。

它特别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

“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

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

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理论(目前，现代性这个词的许多意义都是从那里引申出来的)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

”②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了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意义。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西方的现代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早期主要是伴随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及资产阶级革命而出现的社会、宗教、政治、科学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巨变。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全球扩散和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发展，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更大的改变、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特征。

在新世纪伊始，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还是“高度现代性”社会，或是“多元现代性”社会，尚待探讨。

J·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来自拉丁语“modernus”，最早出现于15世纪后期，用以把基督教的现在与罗马时代和异教徒的过去相区别。

“尽管有不同的内容，但‘现代’这一术语经常表示的就是一个时代概念，这个时代本身与古老的过去相关联，目的在于把自身看作是由旧到新转变的结果。

”③他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阐释清楚现代概念的哲学家。

黑格尔所说的“新时代”(neue 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

黑格尔的这一概念与当时英语“modern times”及法语“temps modernes”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作为一个时代概念。

另外，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首先突出地反映在审美艺术方面。

即认为在审美领域，人们用现代性去反对传统的常规化功能，反对传统的一切常规，更加关注世俗生活。

但是，哈贝马斯所关注的不是艺术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而是由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性命题。

他认为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前言里，阐述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所关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

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出现的。

韦伯把西方社会发展的这种过程说成是“理性化的过程”，认为正是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神圣的宗教世界的瓦解，从而出现了世俗社会，资本主义制度随之产生。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而是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普遍的现代化过程。

这种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个人主义化、世俗化、工业化、社会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一系列方面。

其中，理性化是最突出的特征和内容。

不过，哈贝马斯认为，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性是一项包括思想、社会、科学、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工程。

然而这项“现代性工程”在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偏颇，未能成功实现。

所以，他主张应继续发展由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现代性工程。

显然，哈贝马斯虽然对现代性有新的解释，但他仍然与韦伯等思想家一样，是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角度坚持一元化的现代性。

故他对新出现的各种后现代观点或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持批判的态度。

他仍然主张只有更全面地坚持现代性，才能解决我们生活世界中所出现的各种危机，包括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合理性危机。

(二)现代性的制度或技术含义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性理论家，但他主要是从制度的角度对现代性的全球化趋势作了系统的论述。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随后扩展到了全世界。

他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它包括：“(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

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

”④吉登斯主张，从制度的方面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理性化或工业化，它还包含多个方面。

他把现代性的维度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⑤：首先是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商品生产、私营资本、不适当雇佣劳动以及由这些特征而产生的阶级体系。

其次是工业主义，这涉及到非生命的动力资源以及商品生产的机械化。

工业主义并非局限于劳动场所，而且还影响到其他的一系列场所，诸如运输、传媒和家庭生活。

第三是监视(surveillance)，吉登斯认为“监视指的是在政治领域对主体人群的活动进行监督”。

但这种监视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第四是军事力量，或者说是控制暴力的手段，这包括战争的工业化。

吉登斯认为这几个维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并相互作用。

另外他还强调，对现代性的分析是着眼于客观层次，注重的是民族国家。

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根本不同于前现代社会。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所有这些制度方面在三种作用机制的影响下不断扩展。

这三种作用机制就是时空分离、脱域(disembedding)和反思性。

结果自然是出现了现代性的全球化。

他说：“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这在现代制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方面，特别是其脱域性和反思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⑥他把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也称作是高度(或晚期)现代性。

尽管现代性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同样反对后现代性观点，坚持现代性观点。

最后，对于现代性是否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问题，吉登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此研究强调，现代性的基本结果之一就是全球化。

这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扩散，还包括对其他文化的排挤。

全球化——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协同中有分异——带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不存在了。

”⑦(三)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义吉登斯跟哈贝马斯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以理性和制度为特征的现代性看作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认为现代性开始于欧洲，现在已全球化了。

因此，他们主张的是现代性的趋同论和普适论(universalism)。

这类观点又可称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即脱离社会文化因素去讨论现代性问题。

其观点是完全基于西方社会历史和制度安排而提出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所以在他们看来，多元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我们从非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层面上，特别是从不同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反思现代性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事实上，近年来现代性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文化转向”之产生与当代的“文化的现代性”之研究密切相关，而要了解文化的现代性则只有采取一个对“现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扬弃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构。

他说，事实上，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社会，现代化都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意理或语言，从全球的视野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至于西方思想界所谈的“现代之终结”的后现代性论述，事实上只限于西欧与美国才有经验的意义。

由此可以说现在出现了多元现代性，而不是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性⑧。

近来的“文化转向”是对现代性认识的重要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现代性的意义，走出单维的分析视角。

二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进入学术视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显得尤其复杂难解，这被认为是探讨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难题⑨。

同样，虽然学术界近年来已开始关注到不同的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深化了现代性讨论，但在这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争议。

如关于多元现代性的含义、特征、内容等，还有不同的认识。

2000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代达罗斯》(Daedalus)出版了一期专集，专门讨论的就是多元现代性问题。

许多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名学者，如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威特洛克(B.Wittrock)、杜维明等，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经验出发，对一元现代性观点提出了质疑，集中探讨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

此刊前言明确指出，这里的研究目的在于对20世纪、尤其是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世界是如何发生变迁的许多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我们注意到在19至20世纪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理论，最近几十年来失去了信任。

我们声称了解和知道当代世界，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去反思现代性特征及传统认识，摒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那些理论。

其中，艾森斯塔特在开篇明确提出，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反驳，这一理论认为所有工业社会总有一天会殊途同归，而且这种趋同性已经出现。

但事实是这一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同质性和霸权性的假设”并没有实现，而许多非西方社会却实践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出现了多元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