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中国化进程及必然性

佛学中国化进程及其必然性摘要：刚刚学习佛学中国化，不禁对其形成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阅读有关书籍和相关网络知识之后，我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归纳，潜入的进行了论述，佛学在中国化得进程中经历过那些过程和曲折，佛学的中国化是否有着时代的必然性，都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佛教;佛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从古到今佛教一直是很多人精神赖以寄托的精神彼岸。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世界上的很多人。

但同时，佛教对人文社会也有着优良的影响。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但是其发扬光大却是离不开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的历史古国。

佛教的创立者公认为佛陀，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释迦摩尼，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

本姓乔达摩，名悉达多。

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

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

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逐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

年80在拘尸那迦城逝世。

从佛教的创建不难看出，佛教的根本在于普度众生，完成自我认知与救赎，在精神上得以解脱和救赎，得到精神世界的净化。

其实，只要是一种精神力量就会让人们对其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寄托，就会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工具。

佛学传入我国是在两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刚刚确立主导统治地位，必然需要在精神领域去征服，感化，甚至去奴役他的臣民，所以，两汉的统治者，不断利用各种学派思想去让他的臣民趋于安定。

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其实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方便地维系其统治。

所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是否能为统治者更好的服务。

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

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

甚至有的统治者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

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

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

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然而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

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其后进入唐朝，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

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

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

是由季时，传此异俗”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

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

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

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

虽然在唐代，佛教几次经历起起落落，但是，在唐代佛教还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自南北朝以来，佛学在中国只能成为形成了学派，佛教学派在南北各地形成，如毗昙、成实、三论、涅槃、地论、摄论、楞伽、法华等学派。

各学派的僧人多以研习一部经或论为主，兼弘其他若干部经论，其师承、组织很松散。

而在唐朝则是发展上升到了佛教宗派，上升到了可以与儒教道教鼎足而立的资格，在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宗派的形成，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础和基本格局。

其中最有名的宗派就是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

禅宗实际形成于唐初道信和弘忍时期。

慧能（638－713年）从学于弘忍后到曹溪（今广东韶关）传禅，其思想颇多创见，形成南宗。

弘忍另一弟子神秀（？－706年）在北方发展，形成北宗。

唐代后期北宗衰落，南宗成为禅宗正统。

慧能的禅法以般若中观论和佛性论为理论基础。

他在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基础上，把归依佛解释为归依每个人先天具有的佛性，提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他反对一切外在的崇拜对象，同时神化了自“心”。

他以空扫相，提出“无念为宗”，主张保持对一切现象都既不贪取又不舍弃的心理状态。

他不重坐禅重顿悟，主张“一悟即至佛地”。

他主张把禅的体验、般若的智慧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唐末以后，从慧能弟子怀让和行思系统下分别形成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唐末五代，禅宗盛行，禅与生活结合更为密切，并且出现了自由、旷达、生动活泼的传禅方式。

五宗虽然都祖述慧能思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五宗的教禅理论各具特色，如临济的“三玄三要”，曹洞的“五位君臣”，沩仰的“圆相”，云门的“一字关”，法眼的“对病施药”，等等。

从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佛教持续发张，但是其本身并无再大且明显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日。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佛教渗透到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民俗风情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断吸收儒、道思想以丰富和充实自身，而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作用于佛教文化，使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其实相对应的，中国也在吸收佛教的该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思想和文化的反作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佛教化。

佛教的一些教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带来中国一部分人价值观念的新变化，佛教的文学艺术感化、教化中国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又如，在某些地区佛教信仰实现了普遍民间化，也使民间习俗佛教化，以及带来一些人名、地名、姓氏的佛教化等等。

然而佛教可以融入中国文化，渐渐被中国化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种关系：第一，佛教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

相对于天人关系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争议，佛教所宣扬的弃恶扬善的伦理价值以及天堂地狱的宗教意义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

首先，佛教为人生的苦难与死亡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的“至善”原则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满的理论假说；佛教所竭力主张的因果报应、广结善缘思想与中国儒道精神所宣扬的惩恶扬善、福善祸淫思想破多相通之处。

其次，佛教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有益补充。

因为尽管佛教讲缘起性空，但是，其涅盘智慧的真如实相还是永存的，即“法体永存”。

尽管在对“永恒性精神实体”的坚持与发展中，佛教与道教都有着把它解释为宇宙周期规律的自然倾向，如道家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佛教的“三世十二因缘，六道轮回”等等。

但无论如何，比起范缜的“神灭论”，佛教所坚持的梵体永存，涅槃超脱的看是似是而非的辨证理论，更能满足人们的普遍心理需求，更能减轻人们对“生命问题”进行无休止思索的痛苦。

因此，它很容易被中国传统思想所接受，并予以权益变通、合乎时宜的发展。

由于这些补充的有益性，即使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参与，别有用心地想对其进行根本镇压，已为时晚矣。

面对种种非难。

第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佛教在融入中国文化的进程中，不仅改造了自身，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它的独特的哲学思想，宗教意义，教规教旨，以及绘画、建筑艺术等，包含一切世俗倾向的事事物物，为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奉献了一朵璀璨的奇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道家思想及《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以封建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贵族文人文化。

这一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世界文化的普遍特征——既宜于抽象地说理又宜于抽象地说教，还宜于为文而文，为艺而艺，流于唯美与清谈。

浪漫主义大师柏拉图曾一针见血地点破：艺术是天才在迷狂状态下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和模仿。

第三，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现实的关系。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极其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随着佛教的东渐，佛道文化既然必须从某种程度上接受儒家的伦理教条，就注定了它们没法取代礼教，占统治地位。

而只能在维护宗法封建秩序方面辅助礼教。

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讲，佛道文化成了封建帝国的第二大礼教。

可是，因此，三教在封建社会现实下的共生关系若即若离，极其微妙。

历史告诉我们，信仰是多元的，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对多元的信仰兼收并蓄。

“尊重和保护多元社会信仰的平等发展，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之一”。

中国自汉唐以后，“儒释道”文化随着社会及自身的需要，渐渐发展成为有学有教的双重文化体系，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兼收并蓄，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上各阶层、各种境遇之下人们的各种精神需求，而不会定某一极端于一尊，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个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发展。

第四，佛教与华夏文明崇尚和平精神的关系。

传统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及其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只能适应以小农经济为主、帝王家天下的封建大一统社会模式。

直隶于土地的安居稳定的农业社会，受制于生产力的杂居共处的民族融合，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和谐共存的“社会和平”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安抚民心。

这也正是中国圣贤们“王者之道”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史为镜，在这片期望和平的文明古国里，霸者之道历来总会因背离民心，不识时务而最终招致覆舟之祸。

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学”思想，便成了封建政治舞台悲欢离合的试金石。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如能很好地实践这一“仁学”思想，以“仁”为本、刑德兼备、勤政爱民、追求和平，其国便久享太平盛世。

儒家“修、齐、治、平”的大一统理想，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和平之梦”。

尽管梦的实现是及其艰难的，但是期望“和平”的人们的智慧与力量更是持久而伟大的。

我们知道，佛教自古以来就被看成是和平友善的宗教。

并且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唯有佛教始终宣扬一种无国别无阶级无种族无类别的纯粹宇宙之爱的“大和平”。

因此，佛教倡导的“慈悲”、“平等”、“厌兵”思想曾为东方文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友好以及推进世界和平作出过极其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