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苏轼(8)布衣之交

唐宋八大家之苏轼八、布衣之交画外音：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

可是无论走到哪里，苏轼的交友都极其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到处都有他的知心朋友。

而在这其中，对他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反而是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和尚道士一类的平民百姓，正是由于苏轼不断身处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这样的布衣之交才显得弥足珍贵。

那么，苏轼是如何与这些人成为布衣之交的？他们之间到底会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八集《布衣之交》，敬请关注。

康震：苏轼一生除了结交“六君子”，还有那些士大夫之外，他还认识很多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僧道歌妓，认识的人非常多，这些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的布衣之交，老百姓，他们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也不可能改变苏轼的命运，但他们通过他们的友好，通过这种亲近，可以改善苏轼比较糟糕的命运，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苏轼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在落魄生活中的最基础的、最底线的那种温情，这使得苏轼在很困难的时候不至于对人生丧失信心，也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布衣之交对苏轼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他前面的士大夫之交。

比方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是同乡，这个人叫巢谷，这巢谷跟他是同乡、好朋友，对他非常好。

苏轼被贬到海南岛之后，巢谷当时七十多岁了，听到这消息非常着急，徒步要从老家四川出发去海南岛看他，徒步啊，坐“11路”车去，七十多岁了，他先到达的梅州，见到了苏辙。

苏辙吓一跳，好嘛，说您哪是现代人呐？您整个一古人呐，您这行为，太感动了，您别再走了。

他还要再去。

说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儿去，更远，路途更艰难，劝您别去了。

他非去，坚持，结果走到一个叫新会的地方，叫小偷把包偷了，这老头报了案之后接着走，等走到新州，知道小偷被抓了，他又折回去想把仅有的一点路费给拿回来，但是岁数太大了，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就去世了。

这么大的岁数，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想去陪一陪苏轼。

这个事让苏轼非常地难过，非常地过意不去。

这叫千里的情感，我们经常说千里情牵，什么叫千里情牵？这就叫千里情牵。

这是巢谷。

还有钱世雄，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不熟悉的，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一些我们从来可能没听说过的名字，他们在苏轼的生命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苏轼在常州临终之前，除了自己的子孙、儿孙以外、家人以外，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维琳方丈，是个出家人，另一个就是这个钱世雄，而且苏轼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钱世雄说的，你说这人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钱世雄跟他本来毫无瓜葛，他给钱世雄的父亲写过墓志铭，而且跟钱世雄只做了三个月的幕僚，同事，但是他后来被贬黄州之后，这钱世雄就老给他写信宽慰他，还给他寄一些**，等到苏轼后来发了，回朝廷了，又做了大官了，钱世雄消失了。

这跟巢谷是一个做派，巢谷也是，苏轼兄弟最后回到朝廷做大官了，巢谷消失了，等到他们又倒霉的时候，巢谷出现了。

钱世雄也是一样，等到苏轼又被外放到定州这些地儿去做官的时候，钱世雄又出现了，等到后来他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儋州以后，钱世雄给他寄药，给他写信，而且钱世雄还表示要亲自到惠州去看他。

给苏轼吓得够呛，您别来了，千万别来了，我这儿都挺好的，您别再出点什么问题，年纪都挺大的。

这个时候钱世雄已经受了牵连了，已经被罢了官了，但他依然故我，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里边说他是“高义凛然”，不得了的事。

后来苏轼从海南岛回中原，这时候钱世雄已经变成个老百姓了，普通老百姓了，苏轼就托他在常州给自己租房子，后来苏轼到了常州就一病不起，这时候钱世雄就天天陪伴在他身边，苏轼把自己在海南岛写的著作托付给他，告诉他说这书三十年以后你再公开，那时候人们才能看得懂，还给钱世雄写了很多自己写的诗。

凡此种种你都能看得出来对于钱世雄这样一个本来素昧平生的同事，他给予了极大的信任，这是为什么啊？那是因为这是患难之中见真情，所以直到他去世，钱世雄陪伴在他的身边。

但钱世雄也因此而遭了大罪，因为他跟苏轼之间的如此亲密的关系，他永不叙用，就是他被朝廷彻底抛弃了，最后贫病而死。

在布衣之中也有君子，这就是布衣中的两个君子。

画外音：苏轼一生三次被贬，先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四十五岁时被贬至黄州，后来，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执掌大权，全面贬斥旧党人物，苏轼首当其冲，在五十九岁时被贬惠州，六十二岁时被贬儋州，他的晚年基本上是在贬谪中度过的，那么这种政治的失意，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不确定性到底让苏轼体味到了什么呢？康震：苏轼在海南岛的时候，儋州的时候，没什么事，他没什么事，在儋州的时候那些老百姓对他更不熟悉，黄州的时候他离中原近，还有的人来看他，到了儋州跟中原离的地方就太远了，所以当地老百姓跟他都不认识，不认识有些人隐隐约约地也知道他的事。

有一次苏轼他就背着一瓢、那个大瓢，背着这大瓢在路上这么走，正走着就碰上一老太太，都七十多岁了，隔远看他说，内翰一世富贵都是春梦啊。

什么意思？内翰，苏轼原来不是做过翰林学士吗？说您很有富贵，这一辈子过得都很富贵，但是是一场梦。

苏轼说您说得对，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梦。

后来就给这婆婆叫什么呢？叫“春梦婆”，苏轼在诗里头就称呼她为“春梦婆”，也有人叫她“春婆婆”的。

这是在儋州。

儋州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少数民族黎族，黎族人穿的服装，包括我们现在少数民族人穿的服装，不是跟我们汉人还是有一些区别吗？苏轼在当地他肯定穿的是中原地区的儒服，就是一般老百姓像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宋朝士大夫们穿的长袍，但黎族老百姓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个短打，戴个斗笠，扛个锄头。

有一次苏轼赶集去，这是很少见的，苏轼到集上去买东西，走着呢，远远地就过来一个黎族的同胞，这黎族同胞长得很瘦，面目很清癯，很有精神，苏轼一看就目不转睛了。

这个人一看他，咦？穿得这么奇怪！因为苏轼的服装在当地那算是奇装异服，他看黎族的同胞们是奇装异服，人家看他也是奇装异服。

这小伙子看了一会儿就嘿嘿嘿、就笑起来了，觉得你好可笑。

但是两个人怎么办呢？言语不通，然后就是指手画脚，这个人就急得不行，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指指点点，总算最后苏轼把他的意思弄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您这个状态，就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最后两个人临别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去赶集的，就把他卖了柴火换来的一块手织布送给苏轼，那意思指指画画就说，就这个拿回去，弄一个跟我们一样的那种穿上，不要再穿这个出来溜达。

苏轼后来就把这个情景，为什么我们现在能说这一段呢，就把它写到一首诗里边。

你看，这春梦婆，这可能是一个都不怎么来往的邻居，这赶集的这小伙子就更谈不上熟悉了，但是大家没那么高的文化，也不太清楚苏轼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人不错，然后都大老远的跑到我们这儿来，无依无靠的穿得这么奇怪，背个瓢，穿上奇装异服走来走去的，总想着让他在我们这儿待得跟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点。

老太太说你那是一场梦，那意思是赶紧醒来过日子吧。

后来苏轼离开了海南岛，回中原的时候过大庾岭，苏轼回到中原的路上，在路途的过程当中，他就走到这大庾岭头的时候，这地方也有人家，住了个老头，这老头从屋里头就出来，就看着他、盯着他看，问旁边人说，这是个官吧？看着气质挺好的。

旁边人告诉他，是个官。

他说是什么官啊？说苏尚书。

因为苏轼原来做过礼部尚书、吏部尚书。

苏尚书啊！老头就几步走到跟前来跟他作揖说，听说有人要陷害你，要弄死你，你现在要回去了，这是上天对你的护佑啊。

苏轼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这一方面说明苏轼确实是天下人皆知有此人，另外一方面也知道天下知此人，并且都以为此人为好人也，都想安慰他两句。

我刚才说了，这些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他们也许能够改善苏轼的命运，让他能觉得好受一点，这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苏轼是个诗人，他肯定对这一些很有感慨，跟这老头聊完天之后，他就写了两句诗，他说“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轼《赠岭上老人》您在这岭头上住这么长时间了，您看见有几个人从那南边回来过啊？很少。

为什么很少？苏轼可能没好意思说，就是他们没得到过像我这么多的关怀。

由此可见，最基本之民众乃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最基本的基础。

画外音：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中，在家长里短的耳濡目染中，苏轼不仅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也增强了他活得更好的信心。

而在贬谪中，苏轼之所以变得更为淡泊达观、超然洒脱，与他潜心佛法、融会贯通不无关系。

这其中，苏轼与几位出家人的交往最为世人津津乐道。

那么，苏轼与方外之人的交往究竟是如何改变他的？发生在他们之间诙谐幽默的故事，又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康震：说到出家人，苏轼跟他们的关系那就太密切了，我们知道这里头跟他关系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谁呢？佛印啊，大家都知道。

这佛印跟苏轼在一起待着，苏轼就没有沾光的时候，老是处在吃亏的一个状态。

何以为证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两个人到寺庙里头拜佛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佛像在那儿摆着，苏轼就问他说，哪一个佛比较厉害一点？你猜佛印怎么回答？拳头最大的那个。

苏轼一听，嗯，这话也有道理。

两个人就又到庙里头拜菩萨，苏轼比较好奇，就问他说，那是菩萨，我们拜菩萨没错，菩萨拜谁呀？佛印说多新鲜呐，菩萨拜自己呀。

苏轼说这个也行吗？佛印说当然行啊，求人不如求己呀。

啊，苏轼说是这样啊，明白了。

苏轼有时候也会反击，苏轼说，古人有诗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又说“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

”这诗大家都能听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这是贾岛的诗。

又听见有啄木鸟“咣咣咣”的声音，以为是和尚在敲。

苏轼说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古人为什么总把这鸟和和尚列在一起呢？佛印说没有问题呀，我是僧，你是鸟啊。

你看，在很多故事当中佛印都占据了上风，苏轼这个经常拿别人开涮的人处在了下风。

林语堂郑重指出认为，这些故事都是佛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呢？他当然是说佛印想借着苏轼的名头（他名气大嘛）来宣扬佛法。

我其实觉得辩白这个没什么意思，即便佛印是要编这些故事，他目的也是崇高的。

再者翻回来讲，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些故事当中总是佛印占据了上风，而苏轼总是吃亏、占不着便宜呢？其实这里边隐含了一个概念，吃亏的不是苏轼，占便宜的也不是佛印。

佛印跟苏轼在这儿都是两个符号。

佛印代表的是什么，他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代表的是佛法的智慧。

苏轼他代表的什么呢？是接受佛法恩泽的人。

所以在任何的智慧面前，你都无法高过佛法。

所以在这种被涮的过程当中，你领悟了某些智慧。

在这故事当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只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我觉得这是佛印跟苏轼的这一类故事，甭管是真是假，它的确切的内涵在这个地方。

那么问题是，苏轼对佛教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很重要。

苏辙给他哥哥写的墓志铭里边对苏轼有一段评价，说原来我的文章跟我哥其实差距不大，苏辙讲这个话不是冒讲的，本来差距原来也不是很大，后来自从我的兄长被贬到黄州以后，一下不得了了，什么呢，他遍览佛法，而且把佛法跟孔子的学说、跟庄子的学说、跟所有的百家学说熔冶为一炉，这时候就博涯而难以望其涘也，就看不到边际了、他的学问，这时候我就脱了鞋都赶不上我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