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翻译之争读书报告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读书报告

作者：王向远、陈言

版次：200年5月第1版第1次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简介：政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键尖锐、社会深刻变革的一百年。在风风雨雨中，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涌现了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由19世纪晚期诞生的翻译文学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本书序章部分主要讲述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艰辛历程，包括肇始、繁荣、成熟、困难、最后到全面繁荣。从第一章开始讲述了随着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政治情况的不同，学者对翻译展开的争论，其中包括早期的“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复译转译之争等。不论哪种争论，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译者思想的进步，翻译理论不断完善，更加倾向于在译文中结合两种翻译。

主要内容：

序章：19世纪晚期，开始了翻译文学。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长期闭关锁国而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翻译也应运而生。由于处于初期阶段，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译者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而读者在欣赏翻译文学的时候，也不问译文是否重视原文，此时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鲁迅、梁启超等；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开始繁荣。革命者企图通过引进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因此翻译活动大量开展，翻译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此时著名的翻译家有郑振铎、陈独秀等；国民革命时期，翻译文学走向成熟。这十年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的左翼化倾向，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我们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登载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同时，展开了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讨论；抗日战争时期，翻译文学艰难推进。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我们翻译文学进步不大，对战后德国和日本文学的译介均有减少；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翻译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及其出版进行了严格的统筹管理，将其纳入社会注意计划经济体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国的翻译文学出现了持久萧条、停滞状态。从选题来看，大多是俄苏的作品，日本和印度文学的翻译开始受到重视，且新译本较少、多为复译本和修订本。就翻译质量来讲，由于政府严格管制，劣译较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翻译文学全面发展。选题的内容更加开放，选题的空间范围扩大，出现了

拉丁美洲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出版系统化、规模化、丛书化，复译本大量出现，翻译作品逐渐选集化、全集化，出版了一些填补空白的外国古典文学重大翻译项目，译文集出版问世，翻译及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空前繁荣。下面我就其印象最深刻的几个内容进行大致的总结和概述。

第一章：“信达雅”之争

“信达雅”是由严复提出的。关于它的争论，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第二次在50年代，第三次始于80年代。争论的话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信达雅”是否是严复的首创；“信达雅”的内涵及“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信达雅”是都可以作为翻译标准。其中，争论最大是“雅”，若原文不雅，那译文是否需要追求“雅”，有人认为三者缺一不可，同等重要，也有人认为“信达雅”本身就是矛盾的。“信达雅”应该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社会北京、读者译者的需求等条件下，可以相辅相成发挥作用。对于最后一个争论，“信达雅”是否可以作为翻译标准，笔者认为无论对“信达雅”是否赞同，通过这些争论，客观上都为‘信达雅“赋予了新的意义，使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对中国译学的健康发展极其有益。第二章：直译与意译之争

三种意见：第一，提倡直译，但争论直译是否为逐字译；第二，反对直译，主张意译；第三，将两者调和折中。鲁迅先生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用于实践，遭受了许多译者的反对，如刘半农正确地区分了“直译“与”字译“的区别，认为直译不是逐字译，而是力求不失愿意且译文流畅。梁实秋等翻译家猛烈地批评了鲁迅的直译，分析了鲁迅中看不懂的例子。两人争论不休。而最折中的方法是强调直译与意译统一，不能直译的地方就意译，只有两种方法灵活运用，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第三章：“异化”与“归化”之争

异化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有的认为异化与归化的矛盾实际就是直译与意译的矛盾，这是不全面的，因为直译意译是从语言层面出发，而归化与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都不是绝对的，他们是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有些译文在当时是‘异化“的，可在后来就不“异化”了，甚至变成“归化”了。

第五章：“处女”、“媒婆”、“奶娘”之争

在论争中，有人将创作比作“处女”，将翻译比作“媒婆”，认为文学翻译只起“媒婆“作用，也有人将翻译比作“奶娘”，认为翻译促进了创作。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翻译的关系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的价值。那时的翻译理论家普遍认为，翻译文学是新文学的基础，文学翻译甚

至是建立新文学的唯一重要的途径。鲁迅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以观点。此外，郭沫若将创造和翻译对立了起来，认为翻译只有消极的价格，而郑振铎却把文学翻译看做是新文学的“奶娘”，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无论争论的结果是怎样，不可否认，人们对翻译家主体意识和翻译文学的本体意识的认识进一步神话，翻译在文学交流与文化互补中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第七章：“可译”与“不可译”之争

这个论争从我国魏晋时代就已触及展开，20世纪后仍是我国翻译文学论争中持续时间较长的论题之一。释道安提出的“五失本”认为翻译中必然会丢掉一些东西，且有一些翻译家认为诗是不可译的，任何译文都只是一种解释，如林语堂。而更多翻译家强调文学的“可译”的一面。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可译的，可是却不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作的风格，作家独特的表现手法也是可译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同样具有可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风格在翻译中会有所“流失”。通过长期的争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两者不是绝对的，而英国是矛盾的统一体。第九章：“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

从语言角度出发，翻译更倾向于是一门科学，而从文艺角度出发，翻译更倾向于是一门艺术。然而，在艺术论派内部，人们对文学翻译的特点和性质的认识也颇有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过主要有三派：第一种倾向是“科学论“派，但主张的人并不多；第二种是“艺术论派”，在我国势力最大；第三种是“科学与艺术统一论”。然而，21世纪必将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融合的世纪，因此这个争论必将变得没有现实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