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因浅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因浅析

作者：陈江

来源：《商情》2013年第03期

【摘要】中国经济数十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经济发展经验是否具有独特之处？本文用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作比较研究，并试图解释中国经验之所以独特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粗放型增长政府主导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8年间平均为9.8%，其中，在2006-2007年，增长率甚至接近12%。在这30多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公布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区间。

中国经济依靠何种发展方式取得如此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究竟如何？未来10年、20年中国是否还能够保持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本文试图将西方经济学家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作一粗浅的分析。

西方经济理论是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二次大战后，经济计量方法不断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研究，总结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归纳出以下六个“典型化事实”：总产出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劳动力的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持续增长；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人均资本拥有量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资本利润率保持稳定，明显高于实际利率；保持稳定的资本—产出比（Capital-Out Ratio，资本系数）；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变；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斯密斯·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总结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六个典型化特征：资本量比劳动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因此资本与劳动之比是不断增加的。这一点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2相吻合；伴随着资本与相应的劳动量结合和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这一点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1相吻合；增长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劳动与资本份额大体保持不变。这一点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5相吻合；资本收益为常数，或者至少无明显的变化趋势。这点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3相吻合；资本—产出之比为常数，或至少在较长时期无明显的变化趋势。这点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4相吻合；储蓄率（或投资率）为常数。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典型化特征呢？下面作简要对比。

（一）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增长，符合卡尔多事实一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的人存产出GDP从1952年的372.9075元/人逐年走高，一直上升到2008年的7768.397元/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1952—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37%，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4%，这也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增长，显然与卡尔多典型事实一相吻合。

（二）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符合卡尔多事实二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资本存量从1952年的911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65856亿元，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78%，远远大于就业人口增长比率2.4%，人均资本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由7.27%上升为18.86%。这充分说明，中国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同样遵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深化规律，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二相吻合。

（三）中国资本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与卡尔多事实三不吻合

根据蒋云赟、任若恩在《中国工业的资本收益率测算》（刊登于《经济学季刊》2004年7期）一文中的统计数据，中国全部工业有形资产的收益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高达两位数，之后却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从1982年的14.7%到1989年的11.08%，到1998年下滑为

5.55%。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拉动的，投资收益率的走低意味着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中国近30年的高速增长背后是超高的投资率（1978—2008年平均投资率为37.7%）。

（四）中国资本—产出比率呈现两分阶段，与卡尔多事实四不相吻合

根据高汝熹、翁媛媛所著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一书中统计数据及分析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形成过程出现以1996年为界分成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至1996年，资本—产出比率有略微的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3.862%下降为1996年的

2.877%，而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几乎为负，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里，中国经济实际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阶段，这可以解释为经济转轨初期的配置效率改善所引起；第二阶段是1996年之后，资本—产出比率呈显著而持续的上升，到2008年上升到

4.417%。这样的两分阶段特征与卡尔多典型事实四明显不吻合。

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导致资本—产出比率持续上升而非稳定不变。

（五）中国国民收入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分别呈现递减和递增的趋势，与卡尔多典型事实五不吻合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居民和企业数据可以测算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劳动份额按照资金流量表中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计算，资本份额按照企业利润净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披露的1992至2007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数据测算，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在经过四项相减之后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提高，由1992年的14.4%提高到2007年的21.55%，增幅达到7.15个百分点，说明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却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1992至2005年这14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7.9%下降到49.26%，降幅达近8.6个百分点。这与卡尔多事实五不相符。

事实上，由于劳动者收入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滑，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出现不断上升的的迹象，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水平长期低迷。至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与卡尔多、库兹涅茨典型化事实的比较对照完毕，许多学者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比率增长趋势与典型事实是一致的，但关于资本—产出比率、投资率、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却不相吻合。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一致的一面，但也包含了违背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矛盾一面，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奇迹”？下面，我们作浅要分析：

（一）赶超型的经济发展目标导致经济高速增长

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国政府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动员社会、企业投入规模性的经济快速扩张中，其标志则是GDP的高增长。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中央政府甚至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直接与GDP数字挂钩。于是地方各级政府急功近利地扭曲市场资源配置体系，为赶超而赶超，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以加大投资、速度第一、工业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粗放型方式推动GDP快速增长。于是，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高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可持续性及结构的均衡性问题却被忽视了。

（二）价格扭曲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导致企业高利润高增长

我国自然资源价格长期以来处于人为扭曲的偏低状态，而各级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通过价格补贴、定价调控等方式将水、电、土地等公共资源价格维持在低水平，让工业部门实现利润，并把高额利润转化成资本积累。同时各地政府还对外国投资者大量税收减免，并以低价土地、自然资源吸引外资，造成以资源价格扭曲为代价的投资热。这些人为扭曲无疑极大刺激了生产者和投资者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人为提高了企业生产利润，增加了投资回报，（也间接造成中国出口产品以低价获得国际竞争力）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是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

（三）低汇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保持经济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