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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

献综述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 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信息是体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信息是体制的基石。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