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精品
论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定价政策
论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定价政策内容摘要：在我国电信业放松规制和规制改革过程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逐步地探索和初步运用激励性规制方案，对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规制体系的重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而价格规制是经济规制的重点，价格规制改革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本文在西方规制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具体探讨我国在价格规制方面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电信激励性规制改革中国电信业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性而由政府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及价格管制政策。
但由于存在着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规制机构相对于上级中央政府或公众的代理问题、规制机构被利益集团俘获问题、规制机构只有有限承诺能力的问题，特别是规制条件下竞争缺失及相应的激励不足，使得规制的结果与其初衷相悖离，导致产业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产生所谓的管制失效。
管制政策的讨论，常常导致取消或放松某一行业传统的政府管制。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只要条件具备，政府就应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抑制垄断，提高社会福利。
但为了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须重建规制。
也就是说，中国作为转轨经济国家，此一阶段一般会形成混合的制度安排，即规制和竞争并存。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规制失效，要引入激励性规制政策。
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内涵传统规制理论忽略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在具体的规制实践中，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激励性规制理论注重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如何设计激励性规制合同。
这种合同旨在能够给予企业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方面以足够的激励，同时又能够有效防止企业滥用自由选择权。
因此激励性规制改革大致有两个特征：首先，当前的改革要促使在位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效率；其次，改革让运营商们有更多的自由去针对标准商业实践来设定费率。
从边际的角度来考虑，一个高效能的激励方案能够使公司承担成本的大多数。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
Incentive Regulation in the Foreign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 Literature
Summarization
作者： 赵君丽
作者机构： 东华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51
出版物刊名： 改革
页码： 117-121页
主题词： 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价格上限;规制俘获
摘要：国外对电信产业实施了激励性规制的改革．这基于传统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下．被规制企业缺乏激励去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激励性规制既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优点，同时又存在降低质量、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等问题。
我国现阶段电信产业规制也存在类似国外传统规制的缺陷。
但我国还处于转型期，不适于采用诸如价格上限的激励性规制，随着价格体制改革深化，可逐步向激励性规制方向转化。
激励机制国内外文献综述
激励机制国内外文献综述激励机制是指企业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在薪酬、晋升、培训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安排。
激励机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激励机制的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如激励的种类、激励对员工的影响、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等。
以下是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概述：一、激励机制的种类。
1.薪酬激励。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赛尔曼（Frederick Herzberg）提出了“双因素理论”，认为薪酬只是基本福利中的一项，不能成为长期激励的手段。
但中国大陆学者黄积清（2007）认为，在国内大环境下，薪酬激励仍是重要的激励手段之一。
2.晋升激励。
同时，国内外学者也发现，晋升激励并不一定有效。
比如，晋升机制不透明、不公平，导致员工失去对于晋升的信心和动力，此时晋升激励就会成为一种反激励。
3.培训激励。
培训激励可在员工个人成长和企业发展之间建立联系。
一些学者（赖葵芝，2008）认为，企业通过培训激励，可以促进员工的自我成长和提高，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培养人才，提升自身竞争力。
二、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影响。
1.激发员工积极性。
美国学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自我利益原则”，即人的动机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如何将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利益联系起来，使员工愿意主动投入工作，是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2.影响员工工作质量。
一些学者（朱永贵，2011）研究发现，激励机制只有在执行得当的情况下才能对员工工作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激励机制设计不当，可能会导致员工工作情绪低落，影响工作质量。
三、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
1.个性化激励。
个性化激励是指针对不同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
这种激励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员工的需求，提高员工对激励的反应效果。
2.代表性制度。
代表性制度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代表机制，让员工的代表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
国外一些企业（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已经采取了这种制度，通过员工代表表达员工的意愿和诉求，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团队合作效果。
国外电信行业规制改革比较及启示
The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Regulation at abroad 作者： 郑奇宝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经济系，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经济经纬
页码： 42-44页
主题词： 电信规制;电信竞争;电信行业
摘要：国外电信行业规制的演变表明,行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电信企业行为和绩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电信行业的网络经济特性、全域生产方式总是与多元化独立运营主体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竞争条件下电信规制存在的依据;电信规制制度的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来自产业内部;目前国际电信行业尤其是美国电信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电信行业发展的规律.。
电信业激励性机制构建探索论文
电信业激励性机制构建探索论文摘要：由于信息不对称，传统的规制方法导致政府“规制失灵”。
这引发了理论界和产业界对政府规制方式进行调整和完善的思考。
激励性规制由此被引入传统自然垄断产业。
本文阐释和分析了激励性规制在电信产业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规制效率的提高，旨在为我国的政府规制和电信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激励性规制价格上限电信产业一、引言传统理论认为，电信业由于具有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成本劣加性等特征而属于自然垄断性产业。
在大多数国家中，电信业都被一个或几个运营商所控制，这极少数的企业被政府赋予垄断供给权，同时为了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政府会对运营商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和质量等进行规制。
然而，传统的规制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电信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运营商自然垄断的地位，没有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的压力；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很难确切了解电信运营的真实成本，运营商可以通过虚报信息来使政府提高规制价格，并从中赚取高额垄断利润。
这些现象的存在归结出一个结论：政府规制的结果与政府所希望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政府规制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二、激励性规制理论的产生传统的投资回报率规制(rateofreturnregulation，ROR)和完全成本分配规制(fullydistributioncostsregulation，FDC)都是以规制双方拥有共同信息为主要假设前提的。
然而，在规制实践中，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规制机构拥有的关于被规制企业的信息要远远少于被规制企业，规制双方的博弈只能是非对称信息博弈。
因此，能够成功应用于私人交易的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很难直接应用于规制机制的设计。
为解决规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拉丰(Laffont)和泰勒尔(Tirole)等人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应用于规制理论分析，并对规制机构在拥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激励机制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国电信产业激励规制改革研究
中国电信产业激励规制改革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电信产业实施了一系列的规制改革,包括电信行业的几次拆分和重组、引入新的电信运营主体、政企分离与成立新的电信规制机构等规制改革,以及旨在减少规制扭曲的资费定价和接入定价的改革等,这些改革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电信产业取得较大进步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国电信产业目前的激励规制政策强度不高,导致电信产业的效率无法得到显著提升,因此,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而促进电信产业的发展。
一、激励规制下的资费定价改革实施激励规制改革,对电信企业进行价格上限规制是我国电信产业定价规制的方向。
电信竞争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资费价格基本由电信市场供求关系确定,而不是由规制机构决定,所以应该放松对资费价格的规制,确立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资费价格形成机制。
作为高强度激励机制的价格上限规制可以为提高我国电信运营商的效率提供必要的保证,可以切实降低资费水平,提高通话业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并且会促使资费结构趋于拉姆塞最优定价,让资费定价最终决定于电信市场的竞争:(1)提高移动通信市场中的消费者剩余。
移动漫游市场中的运营商没有降价的动力,漫游费是手机通话费中唯一没有进行优惠的资费。
将漫游费改为价格上限规制,有利于企业向用户提供更为有利的资费方案,增加消费者剩余;(2)增加固定电话业务中的消费者剩余。
由于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在各自服务区内垄断地位非常稳固,而固定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用户由于受到布网的限制,无法自由选择营业区,因此固定本地网区间通话业务的竞争不充分,将固定本地通话业务的区间通话费改为上限规制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同时,资费定价应综合考虑市场、用户等多方面的因素。
对于电信资费的定价应同时考虑生产因素和需求因素,单一的资费定价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也不利于被规制电信产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现实可行的资费定价模式应该是灵活多变的,同一业务应尽可能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状况而提供选择性资费。
【5G小基站业务开展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2600字】
5G小基站业务开展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15G小基站业务相关研究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指出，5G时代小基站的应用场景包括覆盖和容量。
覆盖方面，按照上行边缘3Mbps，3.5G上行比1.8G差至少9dB，室内覆盖是大问题，小基站是出路之一；容量方面，将宏站分裂成小站是最有效的频率重用扩容方式，1带（2-10）个小基站可扩容2-10倍。
因此，5G时代小基站将迎来巨大机遇，5G小基站数量预计中国市场应该有数千万量级。
蒋雅丽（2019）认为随着5G频段的进一步提升，网络容量需求的进一步增加，5G时代小基站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5G时代，业务场景将从室外转向室内——5G拥有eMBB(增强移动宽带)，uRLLC(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信)，mMTC(海量机器连接)三大场景，催生出了VR/AR,4K/8K视频等多种业务形式，而这些业务大部分都发生在室内，在大多数数据流量都来自室内场景的时代，运营商采用单一的宏基站组网将难以实现对室内的有效覆盖，5G给聚焦室内热点覆盖的小基站提供了发展的"黑土地"。
刘海涛（2020）认为随着运营商完成2G、3G、4G建设，多数站点天面空间非常有限，较难再增加5G AAU设备，因此利用小基站体积小、美观、易伪装等特性，能够解决新建宏站站点面临站点获取难、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等诸多问题，在站址获取和快速部署方面有优势。
李福昌，郭希蕊（2020）认为5G 小基站可以满足大部分5G业务的室内场景需求，2021—2022年，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5G小基站将实现大规模爆发，由于5G商用网络刚刚开始部署，宏基站建设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实现"吸热"和"补盲"作用的小基站还未来得及大展身手，但可以预料的是，在5G时代，小基站的需求量将大幅增加。
李彩麒（2021）认为进入运营商集采，对5G小基站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运营商集采的持续性可以进一步激活上下游产业链，让小基站的生态更加健康繁荣，从而也能够为运营商提供更加丰富、更加高性价比的建网方案。
西方主要国家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
西方主要国家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国际电信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同时对电信行业的政府规制也在各国监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列举几种比较重要的政府规制体系，以为我国政府规制体系作参考。
一、美国电信运营业政府规制美国的政府规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采取了单独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独立于内阁行政机构，同时拥有政策制定和监督权。
1．美国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与规制机构美国电信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不同，市场自开始就是由贝尔公司创建并垄断经营的。
这种私有性质使美国的电信规制的目标在开始就是寻求在私人竞争市场格局下，企业行为的合规化和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电信行业的网络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使美国电信企业在私有制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市场竞争、企业兼并和产业整合走向了贝尔公司的垄断经营。
在初期，由美国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对其行使政府规制。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信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做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负责美国电信业的政府规制。
《通信法》对FCC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1）通过对州际和国际有线与无线通信业务的有效管制，尽可能使全体美国人民获得迅速、高效、价格合理、设备完善的国内、国际有线与无线通信服务；（2）为国防提供服务；（3）利用有线与无线通信为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服务；（4）为保证美国消费者享有质优价廉的通信服务，鼓励通信企业迅速采用新技术，促进通信领域的竞争，逐渐减少行政干预。
从机构从属上来看，FCC的委员是由美国总统所指定并由议员所确认。
任期通常为5年。
总统指定其中一名委员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中属于同一个党派的成员不得超过3名，并且委员中不得有人与委员会相关商业机构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
作为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主席代表常务董事对委员会进行管理并负行政责任；委员负责对所有的委员会的行为和活动进行监督，是员工和办公署的代表。
《税收激励政策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3000字》
税收激励政策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于创新激励税制研究起步较早，尝试较多，其专家学者更多运用实证分析对税收激励的效应进行研究。
其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正向影响，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具有可行性的税收政策内容。
在实证研究方面，Yohei Kobayashi（2014）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修正偏差，实验证明，R&D税收抵免促进了中小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
此外还发现，流动性约束型企业的税收信用效应比不约束型企业的税收信用效应大得多。
Ming-Chin Chen和Sanjay Gupta（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仅对盈利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支出有正向影响，并且当税收激励是基于增量研发支出而言的话，可能导致更多的可变性研发支出和税收收入的意外损失。
但也有部分学者不认可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如Ghazinoory Sepehr和Hashemi Zahra（2020）不否认税收减免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但融资是一种比免税更有效的工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
在为税收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方面，D.d’Andria和I.Savin（2018）认为对企业来说，吸引和激励高技术人才更加重要，因此应该直接为员工提供税收减免，对员工收入进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只为雇用公司提供税收抵免。
Bloom,Nicholas和Van Reenen,John（2019）认为针对研发活动和直接投入的费用的税收抵免对于企业短期的创新活动来说是颇有成效的，因此可以借助对于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创新。
.2国内研究现状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至今，我国针对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历了几次改革，包括优惠范围、优惠方式等方面的完善。
但是，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对与创新有关的税收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激励政策的效用研究乔健（2016）在研究实践中发现，通过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创新的效果，和直接将资金发放给企业的效果几乎一样，因此税收政策是可以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
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
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
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
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
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
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
“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
“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
”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
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
国外电信业规制新动向及其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启示
【 中图分 类号 】 ６２ Ｆ３． １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号 】 ０４ ２６ （０ ００— １７０ １０ —７８２ １ ） ０７— ６ ４
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 末以来 ，西方发达 国家率 先对 传统的 自然 球共颁发 了 ２ ７张 ３ １ Ｇ许可证 ， 去 已经退 回的 ３ 减 Ｇ许可 证 ， 由 垄 断产业 展开 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 ．掀 起 了一 场放 松规制 的运 运营商持有 的有效 ３ Ｇ许可证共有 ２ ７张 （ ０ 何廷 润 ，０ ８ 。／ ２０ ） Ｉ ］ 随 如空 中下载 技术 （ Ｔ 的应 用 ， Ｏ Ａ） 使得 移动 通 动 ， 中， 其 最主要 的措 施就是打破 自然垄断 、 引进竞 争机制 。在 着新技 术 的出现 ， 众 多 自然垄断产业 的规制改革过程 中 ， 电信业 的规 制改革因其 信不但 能提供移动化 的语音和数据服 务， 而且还能够提供 移动 在 实践 中取 得的 明显成效 、 对规制理论 的发展创新而成 为西方 化的新业务 。随着 Ｗｉｉ Ｆ 部署 和发展 ， 宽带无线接入技 术逐 渐具 规制改革领 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 从西方 主要 发达国家电信业 有 了部分移动性 ， Ｗｉ ｘ的出现和发展使宽带无线接入 的移 而 Ｍａ 规制历程来 看 ， 费者需 求推 动 ， 消 技术 的变革 使 自然垄 断产业 动 性 进 一 步 增 强 。 在 宽 带 化 发 展 趋 势 认 识 上 ，美 国 Ｆ Ｃ 主 席 Ｃ 的典型代表—— 电信业 引入竞争 成为 可能 。随着竞 争的引 人 ， Ｍｉ ａｌ ｏ ｅ 认 为发 展 宽 带 之 所 以 重 要 ， 因 为 它 像 当年 的语 ｃ ｅＰｗｌ ｈ ｌ 是 电信业 市场 竞争程度稳 步上升 ， 费者福 利水平持续提 高。同 音通信一样将成 为一个普遍 服务来影响 民众 和政府行 为。１本 消 ３ 时 ，不 断发展的规制理论 指导着 电信业规制改革 的平稳推进 ， 政府为迎 接 “ 宽带 时代 ” 采用 高速光纤 网络 、 ， 移动 网络以及蓝 规 制政 策也从限制性规 制转变为不 对称规制 ， 进而发展 为激励 牙和 ＷｉＦ 等无线 技术将 每 个用户 连接起来 ． —ｉ 以此来 实现 “ 宽 性 规制 。随着技术变 革 、 需求 演化 以及 全球经济一体化 程度的 带化” 。在 谈到 Ｉ Ｐ电话未来 应用时 ，ｏ ｅ 认为 “ Ｐｗ ｌ ｌ 任何通往无 限 加 深 ，西方 主要发达 国家 的电信业 市场出现 了许 多新变化 ， 相 大量信息 的入 口， 任何可 以组织 并提供信息 或数据——无论是 应地对 电信业 的规制改革也 出现 了 一些新 动向。电信市场的新 新 闻 、信息 、娱乐或基本 的通信业务 的公 司都会发展 ” 王慧 ， （ 变 化代 表着 世界 电信 市场 发展 的潮 流 ， 电信业规制 的新 动向 ２０ ） ２ 着 Ｉ 络 支 撑 起 大 容 量 的 宽 带 连 接 ， 频 电话 、 ｍ ０ ４ 。［ １ 随 Ｐ网 视 电 则 代表 着世界电信业规 制改革 的方 向。这些新变 化 、 动向也 视点播等 大数据量新 型服务将进入 寻常 自姓家 。展 望未来 ， 新 ‘ 电 必 将对我 国电信业 发展产生 重要 影响 ， 时分析 、 及 总结这些 新 信业“ 移动化” “ 、宽带 化” Ｉ ” 和“Ｐ化 的趋势 明显 变化、 新动 向中所 体现 出来 的规 律性 ， 有助 于我 国电信业 规 将 （ ） 二 从产业融合程度 来看 ， 电信产业 内生性融合加深 制 改 革 的顺 利 推 进 随着技 术的 发展 ，电信业 融合速 度不 断加快 。根 据欧盟 １９ ９ ７年通过 的《 电信 、 媒体 与信息技 术绿皮 书》 中所指 出 ， 融合 国外 电信 业 市场 新 变化
英国电信业改革中的政府规制
作者： 曾政伟;刘修华
作者机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0出版物刊名：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页码： 5-6页
主题词： 英国;电信业;政府规制;双寡头垄断
摘要：英国是欧美等国家中电信业改革的先锋,其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政府电信政策特别是管制政策的正确选择.从政企不分到'双寡头垄断'再过渡到全面竞争,逐渐放开市场、鼓励竞争,同时,通过对市场进入、价格(资费)、互连互通和普遍服务等方面的管制,来促进电信市场的发展,提高了本国电信企业的竞争力.本文就英国政府对电信行业改革的规制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英国政府对电信行业改革所采取的规制政策的经验.。
国外电信开放和改革的趋势
国外电信开放和改革的趋势
佚名
【期刊名称】《通信世界》
【年(卷),期】2001(000)031
【摘要】大部分国家通信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69个成员国家和地区达成《基础电信协议》前后，很多国家(或地区)相继开放本国电信市场。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实施的政策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基本原则和趋势是相同的，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
【总页数】2页(P13-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627
【相关文献】
1.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资政策演变趋势分析 [J], 沈家文;王元地
2.国外电信业规制新动向及其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启示 [J], 石涛
3.电信管制掀起独立潮--从英法澳电信改革看全球电信管制趋势 [J], 李国斌
4.国外电信业发展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启示 [J], 任嘉桐;陈伟
5.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百种重点图书之
《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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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一个文
献综述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
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
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
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
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
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
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
“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
“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
”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
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
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
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
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 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
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
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
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
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
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
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
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
“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
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
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
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
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
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
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
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
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
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
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
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
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
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
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
”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
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
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
也是这样？如此而来，信息也是完全可以与体制相比优先程度的。
更何况这种比较同样具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