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思想的演变

诺斯对经济增长因素的重新核算使他的研究方向自然而然地转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在《１６００—１８５０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１９６８年）一文中，诺斯开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过去几个世纪海盗猖獗，严重地威胁着航运安全，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虽然１６００—１８５０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英国通过行贿、其它国家通过用海军为商船护航，使大西洋成为人类畅通的海上走廊，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加上市场的扩大，使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加强了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诺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经济史的代表作之一，诺斯从此着手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决定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并称他们是“新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人物”。所谓的新经济史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六七十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它通过对经济史进行分析研究来说明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增长的经济理论》（１９７０年）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１９７１年）两篇论文中，诺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进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而使他在制度变迁的研究方面更进一层。
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１９７３年）的出版是诺斯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出现的里程碑。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是一直把研究工作局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者将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问题，甚至连经济史的具体演变过程也说明不了。因此，他们主张，经济史学家应该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统一起来。他们在该书的《理论与概览》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可以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在西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过程中，人口增长和人的独立和自由是起关键作用的两个外部因素。他们还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两种情况下产生，其一，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加；其二，一个或几个生产要素的效益增加，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经济增长。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来完成。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他们把技术革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本身看作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是他们提出的考察和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宏观分析框架。
在诺斯早期研究的代表作《１７９０—１８６０年美国的经济增长》（１９６１年）和《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１９６６年）中，他引入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计量经济法等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这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挑战。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诺斯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研究的坚实基础，这成为他作为新经济史学家的标志之一。
《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重要著作：
《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ied States）
《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制度的变革与经济表现》（l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侨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出现三大进展：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研究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战后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增长热”，它们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新经济史学的产生。新经济史学具有两个明显的基本特征：一是充分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考察经济史，二是广泛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巴拉克拉夫曾经指出：“新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使用了这样的假设——演绎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和托马斯对产业革命也发表了他们独到的见解：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铺平了道德，产业革命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因此，历史演进的真正源泉是制度的变迁。新旧世界交汇后，市场需求的刺激导致了劳动分工，从而出现了专业化，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通过经济组织的变更可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此外，国际性的竞争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使之调整各自的制度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并使产业革命得以扩展。西方国家产业革命成功是重构所有权的必然结果，而失败是经济组织没有效率的必然结局。
诺斯建立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步就是系统阐述有关制度建立的原则和过程等若干基本理论，其标志是他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１９７１年）一书。他们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他们列举了美国十九世纪的农业政策、金融和交通的变化，说明了体制的变迁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延缓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这样在诺斯的理论中，制度不再是既定的和已知的因素，而是一个变量，由此他把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归纳为５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以实现制度变迁。
中世纪西欧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落可以反证他们的理论。法国经济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是因为法兰西国家不能发展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体系：劳动处于不付报酬的奴隶义务劳动阶段，行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继续存在……。西班牙的旧制度占居优势，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私人产权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机构革新少而且缓慢，所以它在竞争中失败并出现停滞和衰落。总之，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私有制的发展。
英国的勃兴似乎可以从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寻找注脚，资源贫乏的小国荷兰完全不是依赖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一套更具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从而使得那里的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比较接近。正因为如此，何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小国规模之上的重要地位。
道格拉斯·诺斯１９２０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５２年分别获得伯克利福尼利亚大学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诺斯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诺斯被称为“新经济史”研究的先驱。他把经济理论、计量方法、反事实研究法、反证选择以及各种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对经济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是“新思想的启迪者和提出者”。他明确提出了新问题，并向经济学家们指明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原有问题。他批评传统的经济学未能充分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５０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诺斯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起来了，而另外一些国家仍然很穷？”这个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思想的演变
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
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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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由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
主要著作：《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鉴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