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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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造词方法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在《汉语词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是不相同。”“结构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造词方法的研究是从造词活动方面来分析词的构成的。”[2]把属于语法学的“构词法”和属于词汇学的“造词法”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孙先生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构词法是共时的词的结构分析,造词法是历时的词的衍生方式的考察。孙先生指出造词法是关于造词活动的研究,这说法是准确的,但他又说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素组织成词的方式和方法”,这就又与“构词法”有些纠缠不清了。他把汉语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结构造词”三大系统,似乎也还没有准确地揭示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三个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进入语词,一切语音便和语义相纠缠,语素之间所以能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语词,也是以语素的意义为基础的。这种造词法分类还是没有跳出结构语法的框框。

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一文中提出了汉语造词法的四个大类:音义相生(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语素合成(多个语素合成复合词,包括词组的词汇化)、语法类推(用虚化的语素类推构成批量新词)、修辞转

化(把复音词的引申义凝成新义项或转化为新词)。[3]这种造词法分类可以称为以语义为中心的分类法。词汇的滋生是人们认识世界、为客观事物命名,把这些被认知的事物组成一个相关的意义单位的行为。造词法的研究应该以语义为依据,不能像构词法的研究那样,以语法为基础。四类造词法不但反映了成词之初的语音和语义的种种关系,也反映了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在词汇衍生中的作用。现在看来,所有的语词大体都可以归入这四种造词法,并且还大体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符合人类认知世界、描述世界的进展。

如果说,从语义方面考察造词是语言学的考察,从口头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考察汉语的造词法便是言语学的考察,也是社会学的考察。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最基本的言语变异系统,是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两大应用系统,也是新词滋生繁衍的两片沃土。和口头语、书面语之间有异有同有交叉一样,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言语主体之间也是有区别、有交叉的。在古代中国,识字、读书、作文,和书面语打交道,只是少数上等人的事,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所接触的只是口头语,然而劳心者要治人就要和劳力者交往,彼此之间不能没有共同语言。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又分又合、亦异亦同的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局面。

口语造的词和书面语造的词有什么不同呢?口语通行于口耳之间,口语造词首先着眼于音,古今的双声、叠韵等连绵词、切脚词、叠音词、合音词,应该都是口语造出来的,例如吩咐、担待、疙瘩、郎当、嘟噜、佝偻、轱辘、唠叨、葫芦、姑姑、爷爷、俩、仨、甭……书面造词则往往运用汉字,在字义上下功夫,往粗里合或者往细里分。例如:深:高深、精深、艰难、幽深、渊深、湛深、深厚、深广、深刻、深邃、深切、深透、深远、深重;大:博大、高大、浩大、宽大、庞大、强大、盛大、远大、重大、壮大、大气、大胆、大学、大意、大战等等。

汉语的方言自古以来就只流传于口头,缺乏书面形式,但它正是最广大的人群所使用的口语。口语词有许多都是在方言地区造出来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往往就是官话区里通行于不同范围的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新标的844条口语词在“三版”取消(口)标号后,就有41条改标为(方)(方言词)。例如:踝子骨、搅和、半拉、老鸨、旱半天儿、昨儿、叨登、没治、起根。书面造词则常常向古书讨生活,起用文言词、生僻字或典故,有时就和古语词、文言词划不清。例如:萦回、璧还、夷平、悔恨、杞忧、歆慕、旷世、绝代、憾事、轶事、首事、滋事等等。[4]

因为口语是和语言与生俱来的,而且向来使用的人多,口语造词不但波澜壮阔,而且也是源远流长的。可以想象,

未经书面记录的口语词随着岁月流逝的一定是无法胜数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口语语料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而书面语借助着文字和典籍则大量流传、与时俱增,而且不断去粗存精,留下了许多富于表现力的语词和脍炙人口的语料。就现代汉语的状况说,它所形成书面语词数量庞大,古老成分多,规范程度高,艺术性也强;而口头语词文字记录少,近代以来语词多,虽然鲜活,却相对粗而俗。曹炜曾就在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口)语词和(书)语词(实际上是文言词)作比较统计,得出了以下的数据[5],见表1。

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是汉唐兴起,往后愈甚。以上数据说明,口语词对于书面文言词来说是后起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是近代白话加上五四以来的创新而形成的,所以双音词多,多音词也不少,合成词多,单纯词少,由于历史较短,没有书面的传扬,词义的分解较少,单义词多,多义词少。这些方面都和书面文言词形成较大反差。

口语虽然较之书面语粗而俗,但是它却是生动活泼、多样善变、无限丰富的。词汇衍生中的新招都是首先在口语中创造出来的。例如“子、儿、头”虚化为名词的后缀就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现代口语中得到很大发展,而在书面的文言词就极少见。以下是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方)、(口)、(书)的词目中带“子、儿、头”的比例数。见表2。

从词的音节数说,口语词中除了单音、双音词,还有三

音、四音、五音的;多音词中除了字义合成之外还有不少引申、比喻义构成的,可谓形式多样。例如:巴不得、疤瘌眼儿、八九不离十、半瓶醋、背黑锅、不是玩儿的、长虫(蛇)、吊儿郎当、二百五、赶趟儿、狗腿子、姑奶奶、闷葫芦罐儿、钱儿癣、穷光蛋、三天两头儿、手指头肚儿等等。尤其是三音节以上的运用修辞手段造出来的惯用语(如砍大山、开后门),近数十年间大有骤增之势。

此外,口语词和书面语词还有一些差异。从读音说,书面语词多文读音,口语词多白读音,书面语词有较多生僻字,口语词则多用常用单音语素、日常用语语素、与人体有关语素(“近取诸身”),例如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的800多条口语词中除了“子、儿、头”之外,以下16个常用字所组成的词目就都不少。如大,25;小,21;老,14;打,11;下,11;不,11;人,11;活,10;半,10;天,9;黑,8;姑,8;上,6;脸,5;死,5。含有这16个常用字的词目和上文所说的含有“子、儿、头”(当然也是常用字)的词目加起来达到461条,扣除重复的条目,应该还占有总词目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常用字在口语词中占着很大的比例。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汇成了汉语词汇鲜活而丰富的洪流。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在汉语是纵贯古今的两大词汇系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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