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创作心理探微

莫言小说创作心理探微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并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莫言的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却被其父扼杀了这一童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军艺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

感。”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结到透明的红萝卜上，但是，他却徒然地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也毫无所得，欲望是难以实现的，稍纵即逝的幻象则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罗汉大爷被活剥时凄厉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撼人心魄；似锦年华的戴凤莲在对生命的欢乐的回忆中死去；还有恋儿、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几起几落、直到从日本北海道返回村庄后的英雄末路之状，无一不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余占螯与戴凤莲的爱情也充满悲剧色彩，一方面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不惜杀人放火，还差点被曹梦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实现了对戴的占有，又别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爱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这种爱情的难以持续。在莫言看来，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之苦，而是与生俱来的痛苦。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一文中，他写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品里都搏动着一颗真正痛苦的灵魂。”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创伤还表现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

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

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他在名为《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篇文章中，宣扬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固定的、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和信条的叛逆，很难有社会的变革……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莫言在艺术上有意识地与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论划清界限，独辟蹊径。他说，“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各有高招，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你是仙音缭绕，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正因如此，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