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政治文化模式溯源

第3卷第7期 经济与社会发展 VOL.3.No.7 2005年7月 ECONOM I C AND S OC I A L DE VE LOP ME NT JUL.2005法国式半总统制政体政治文化模式溯源刘　骞(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　要]法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特点,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它是法国经济变革、阶级力量变化、法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相结合的结果。

其之所以形成迄今较为稳定的半总统制政体,其根本上是由于法兰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作用的的结果。

文章基于对法兰西的国民精神、国民性格与政治心态的社会人文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造就法国半总统制政体及其政治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源头在于法国特有的传统集权政治基因(小农生产方式的顽固性)和卢梭的公意思想,以及来自法国国民性格三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法国;半总统制政体;国民精神;国民性格;政治心态[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5)07-0026-04 法国半总统制在1958年戴高乐宪法中确立,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

长期实践中的稳健运行,证明这种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法国社会的民情的熨帖。

就笔者而言,最感兴趣之处莫过于对法国国民精神、国民性格与政治心态的社会人文历史背景的分析。

通过对法国半总统制特性的考察,本文认为,法国的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特点,其之所以形成迄今较为稳定的半总统制政体,是传统集权政治基因(小农生产方式的顽固性)和卢梭的公意思想,以及来自法国国民性格三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法国半总统制基本特征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在具体形态上千差万别,但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权力及其关系上,也有许多共同点。

在国家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司法权固然也很重要,相对而言,其中立性和超脱性较强,政治敏感度低,一般不像立法权和行政权那样能够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广泛而直接的巨大影响力。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的处理的问题,即,国家权力格局中立法权和行政权何者居于中心?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英国的议会内阁制为代表,立法权优先,行政权从属之;另一是以美国的总统制为典型,联邦政府以总统为核心,国家权力在纵向(联邦与各州的层面)和横向(联邦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层面)两个方向上朝行政权集中。

法国的政治体制兼具英美两种模式的特点,既非严格的总统制,又不是完全的议会内阁制,而是处于中间形态,即半总统制。

国家元首在法国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中居主导地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不仅享有传统的总统权力,还享有单独采取的非常权力,主要是解散议会;把法案直接交给公民投票表决;在紧急状态下行使非常权力。

同时,宪法规定总统由庞大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1962年改为总统由公民普遍、直接选举产生),总统不对议会负责,他有权选择总理,任命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政治体制具有总统制的特点。

另一方面,宪法极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对立法权及议会的其他权力作了种种限制,使它不能[收稿日期]2005-06-06[作者简介]刘骞(1981—),男,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随时进行倒阁。

虽然如此,宪法仍然保持内阁对议会负责这个议会制的基本原则,即当议会对政府的施政纲领不支持或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必须辞职;否则,总统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因此,法国总统权力虽大,他要实现自己制定的政策,还要取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和保证,所以,在法国的总统、总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受到议会的牵制[1]。

法国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一条道路呢?对此,戴高乐曾有所说明:“我完全明白有些爱作解释的人,为不能把宪法放到两个严格模式里而感到不高兴。

照他们的看法,法国的政治制度只能有两个概念。

他们说,要么是议会制……要么是总统制,……但是,我一点看不到为什么法国的议会制度就一定是不稳定的,一定是议而不决和软弱无力的。

法国有什么理由必须采用对北美适用的规则呢?……我可以说,我们的宪法既是议会制的,又是总统制的,我们的平衡和我们的性格特点支配我们这么做。

”[2](P102)由此,可以看出:从法国半总统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是,消除旧制度的弊病,重建国家权威。

具体地说,这一政治体制中要贯彻两个几乎对立的原则:一是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元首,把权力分开来,国家元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仲裁者;二是建立议会制,并使它正常运转。

一方面要扩大总统权力,同时要大力削减国民议会的权力,使之具有有限的政治和法律权力,以防其在倒阁问题上兴风作浪。

也就是说,法国半总统制的本质是行政集权,表现为有机统一的三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公决重大法案);议会权威下降;总统权力集中强大、地位稳定超脱并只对选民负责。

而这不仅与卢梭公意思想的三个方面理论:直接民主理论、反代议制思想和英雄史观,具有密切联系[3];也与它在绵延不绝的岁月长河中,通过法兰西民族遗传基因和法国特定环境,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趋向、观念形态代代相传,造就出的民族特有风度和气派,相互联系。

它是法兰西式“集体意识”的形成,也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样式走向所规制了的。

因此,笔者认为:法国半总统制是深受法国国民精神、国民性格与政治心态的社会人文历史背景制约的外在制度表现。

二、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特质世人一向将英吉利与法兰西视为在精神特质上恰好处于两个极端的民族。

为了使法兰西民族精神更加鲜明地得到展现,我们不妨将英吉利的民族精神作个参照。

英国人行动时,心神凝聚于物体,力量倾注于行动,绝少前思后想;而法国人在行动时,却必得先有一个周密计划或者系统理论作依据,以便决定是否行动和怎样行动。

对英国人而言,行动就是意见;在法国人看来,行动不过是意见的结果。

比如,英国革命中,英国人奋力反抗王权,仅仅为了使他们习惯上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不再受到强力的侵害;法国革命中,法国人勇猛摧毁旧制,不单为了清除政治的腐败,还为了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所昭示的理想。

另一方面,法国人注重理论,当原则与事实不相吻合,他们必会感觉困惑、彷徨。

由于过于偏爱思想,行动不免受到牵制,自然优柔寡断。

英国人则不然,遇到理论与实际相左之处,依然一往直前,埋头实干。

当原则与事实严重冲突,法国人宁可坚持原则而牺牲实际利益;英国人却会改变原则以增进实利。

英国人依赖直觉、本能和经验,所以其思维常常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轮廓里;法国人注重思想,崇信理论,所以坚决要求思维的明晰性和准确性。

法国人遇到一件解释含混之事,必会像生病一样难受。

唯理主义的始祖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立志将数学的精确与清晰引入哲学;而英伦出现的更多是经验主义:各种学说、理论只有当它可以被现实经验所证实,才能成为可靠的知识被人接受。

英国人认为,那些“天赋的”知识,由于不是人们亲身经历所获得,因而是靠不住的。

而法兰西的唯理主义则恰恰相反,它反对将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和检验标准。

认为经验多生于感觉,往往因人而异,是混沌的、含糊的、不确定的,因而是不真实的。

笛卡尔指出:“我认为应像拒绝‘绝对错误’的东西一样,对于不确定的事物也应加以排斥。

”[4](P86)唯理主义认为,实在本身具有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可以通过先验的思维(即理性)得到认识。

因而理性可以超越感觉,把握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真理。

只有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知识。

这种重理性、轻经验的学说孕育于法国是再自然不过了的。

之后的法国理论家们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

正是这些著作阐发出的原理和法则,精确的定义和科学的分类,运用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组合形成法兰西民族思想的完整系统。

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作了这样的概括:“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5](P252)三、法兰西民族的精神与法国半总统制的相互联系由于政体只能是现实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反映,是转化为政治观念的某种政治运行方式的现实记载,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所以,国家政体的产生必须要适应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需求,要满足当时人们主观上的追求,并符合一个民族的性格。

也就是说,探求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民族文化背景还必须从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基因、国民思想的根源和国民性格的特点三方面入手。

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度”产生的民族文化背景包括下述三方面:首先,从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基因来看:1789年大革命前身的法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3/4。

当时,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农奴式的人身依附,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地租和封建义务,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小土地所有制。

但是,小农害怕私有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失去自己的地位与仅有的财产。

由于当时法国尚处在社会分化不明显阶段,任何小生产者均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大的财产所有者,尽管机会不多,小农也不愿放弃,所以只反对私有制的负面,而不主张完全平均。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更迫切地要求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

所以,取消封建特权,为资本主义开辟广阔道路,构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

农耕文明传统深厚的国家的政治特点表现为轻民主价值的立法协商而重秩序价值的行政集权。

法国议会制的发展之所以一波三折、无能低效,最终为具有集权特点的半总统制所取代,其深层原因,即在于深受小农生产方式制约的法国社会的组织和整合机制脆弱。

议会不能有效融会和表达民意,因而难孚众望,国家意志不得不更多依赖传统集权政治的整合机制才能够顺达。

也正是由此,为什么法国总统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而总统也更多地是在政治纷争中以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的角色和作用而自我期许,乃至在党派纷纭不得其果时,总统往往绕开议会直接诉之于体现国民公意的公民投票。

其次,从国民思想的根源发展来看。

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由启蒙思想家们充分地表达出来。

法国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挟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清扫封建社会的传统与愚昧,要求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

理性的启蒙思想及其宣传,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为向封建统治者夺权、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所进行的舆论准备。

法国半总统制的本质是行政集权,表现为有机统一的三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公决重大法案);议会权威下降;总统权力集中强大、地位稳定超脱并只对选民负责。

而这与卢梭公意思想的三个方面理论:直接民主理论、反代议制思想和英雄史观,具有密切联系。

卢梭认为,国家并不起源于强力,而是起源于社会契约[6](P797)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