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社会生活的变化最新范文

- 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振兴民族工业、改善人民生活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以下是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感受社会生活的变化，以供大家参考!

感受社会生活的变化

今夜的风越吹越凉爽，越吹越让人舒服，中午还酷热难忍，现在却很凉爽，变化的真快，可是，这一点也比不上社区生活变化的快。

比如说建筑吧!以前我们的房子又破又矮，还很小，以前电话没有，电脑没有，冰箱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现在可不一样了，经济发达了。电话，电脑，还有冰箱，电视机都有啦，房子更加漂亮啦，由原来的平房变成了高楼大厦而且城市也变得干净啦。

再说说生活，社区里人们家庭条件好啦，人们穿的好啦，夏天女生穿着漂亮的裙子，漂亮的短裤，冬天来了她们穿着漂亮的棉袄，不论春夏秋冬都穿着漂亮的衬衫。以前，只能穿些破衣服。人们现在吃的也好啦，每天我们吃鱼吃肉，有时候还下饭店，还有很多水果......真是应有尽有。现在，感到快乐的还不只这些呢!社区里，一片绿绿的草地像一片茫茫的绿海，还有一群花儿，清香扑鼻。

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感受社会生活的变化

所谓论学背景，即贺绿汀从事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环境与背景，这其中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等大的环境因素，亦含有中国近代、现当代音乐发展史、音乐教育发展史等学术史背景。一路走来，贺绿汀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亦布满整个二十世纪的“时空隧道”，因此，了解贺绿汀的论学背景，既可以全面掌握影响其音乐事业的历史因素，又可以透过历史梳理出其学术发展的“论学特征”。通关贺绿汀一生学术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戎马倥偬三十年，荣辱不惊半世纪”。

“倥偬”一词，古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其一为事多，繁忙，其二为困苦，急迫。现代汉语词典对“倥偬”的解释与古义较近，亦为急迫匆忙的意思。故此这里当取第一种解释，即孔稚珪《北山移文》所言敲扑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装其怀。这里我们谈到的贺绿汀的上半生，即1949年前的贺氏人生，而之所以将贺绿汀上半生的学术生涯定义为“戎马倥偬”，其理由有三一是其多次在从事音乐教育和创作的过程中“投笔从戎”，多次参加革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以红四师战士和东江特委宣传部干事的身份进入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海丰县城。

在这里，他激动不已，提笔为海陆丰人民写下了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和着革命战士铿锵的步伐，和着工农群众愤怒的口号，震荡在海陆丰英雄的大地。但是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使海陆丰的地盘越来越小，党组织决定将贺绿汀经香港转人上海。到上海不久，他便被捕人狱。在苏州监狱里，他坚不吐实，敌人拿不住他的把柄，只得又将他放了”。二是其居无定所，辗转湖南、上海、武

汉、延安等地，或学习、或避难、或任教、或创作，行踪颠沛。三是其音乐创作繁忙、成果颇多且与音乐教育初步展开探索，半生忙碌，毫不松懈。但若进一步思考“戎马倥偬”的人生旅程之来历，就不能不谈到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中华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上“靡音四起”，仿佛一部繁复的乐章的“最后小节”在不断闪回，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奏响了“亡国悲歌”，北洋混战、国民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不断在寻找着正确的方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挽救民族危亡、建设新的中国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化上“杂音频出“，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文化变革“爆破音”不断出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西学的大量涌入与西方文化的铺展而来，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断受到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催动下，中国文化呈现着一种独特环境下的“多元性与变革性”;社会生活方面“颤音不断”，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于震荡中悄然发生着变化，移风易俗逐渐成为那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方式……

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的影响下，作为艺术主要形式的音乐也同样不能脱离开现实而存在，而是融入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去寻找“彼岸的光明”。让人欣喜的是，中国音乐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不仅没有沉沦，反而于动荡中频奏“强音”，一唱三叹，演绎了一组由“封建雅乐——学堂乐歌——新式音乐”构成的华丽的“三连音”式跳跃发展。

纵观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封建雅乐”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也吸收外来音乐元素，但中国风浓厚且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而相较之下民间俗乐虽在宋元以后有一定发展，但仍处于辅助地位。这种情况直至二十世纪初方才有所改观，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封建雅乐逐步衰弱，而西方文化及西洋音乐文化则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而陆续传入中国。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先后开办了“西文”、“西艺”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堂(1862年)、上海广文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3年)、上海机器学堂(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言废科举，办新学。梁启超极力主张在新学堂中开设“乐歌”课程，他说“近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在新式学堂开设“乐歌”一科。在此影响下，国内有识之士如曾志态、沈心工、李叔同、辛汉、华振、赵铭传、胡君复等应运而起，纷纷投入到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改革中来，介绍西方乐曲、创办音乐社团、开展音乐活动，并将一些在西方流行的曲调重新填词谱曲，编辑成歌谱书籍在国内部分新式学堂教唱，这种课被称为“乐歌课”，而这也正是“学堂乐歌”最初由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当局将‘乐歌课’列为中小学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进行美育教育，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风尚。当时统称‘乐歌’，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出现使中国音乐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它既是我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起点，催生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同时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近代专业音乐作曲家、教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中国新式音乐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新式音乐”里的“新”包含三个含义，一是主题立意新，二是形式手段新，三是题材内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