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1933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溥林（译）

担任校长，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所高校。教师和学生则只有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其跟随者才能由此被唤醒并变得坚定。然而，只有当领导者们自身首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导者的时候一一被那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所领导，这种本质才能获得其明晰性、地位和权力，而该精神使命，让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深深打上了其民族的历史烙印。

我们知道这项精神使命了吗？无论是，还是否，问题都必然在于：我们，这所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已经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了吗？该本质拥有真正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此在吗？当然有，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要求该本质。然而有谁想怀疑这一点呢？人们通常在大学的“自治”中看见了它的居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这种自治应当被坚持。然而一一我们是否已经透彻地思考过，这种自治的主张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自治意味着：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是我们应当是的，我们自己确立使命，并自己决定实现该使命的道路与方法。然而，面对我们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德意志民族的这所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的团体，真的知道其答案了吗？如果没有最恒常和最严厉的自省，我们真的还能够知道这个答案吗？

无论是对大学当下处境的了解，还是对其过往历史的熟悉，都不能确保对其本质的充分认识一一除非我们首先为了将来而明确、严格地限定大学的本质，在这一自我限定中要求该本质，并在该要求中赢得自我主张。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省的基础上。然而，自省只能通过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才得以产生。我们将实现自我主张吗，如何实现？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是追求其本质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们将德国大学视为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

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追求德国大学的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这个民族是一个在自己的国家中认识自己的民族。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追求这一本质的意志中获得权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形下，它们才能实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一一教师和学生，一方面让科学直面其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

然而，只要我们仅仅——当谈及“新的科学概念”时——为一种太过眼前的科学争取它的独立性和无前提性，那我们就定然不会在科学最内在的必然性中获悉科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仅仅否定性的、最多不过会将过去十年加以回顾的行

为，根本就是那真正寻求科学本质的努力的假相。

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直面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还应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吗？或者，我们应该让它迅速走向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点从来都不是绝对必然的。然而，如果科学应当存在，如果它应当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真正存在？

只有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置于我们的精神－历史性的此在的开端的权力之下。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觉醒。西方人由此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存在者整体，追问并且领会这个存在者整体之所

是。所有的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是否知道这一点，也不管它是否愿意。所有的科学都生根于哲学的那个开端。假定科学终究依然还配得上那个开端，那它就要从那里汲取它自己的本质的力量。

在此，我们想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回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在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让普罗米修斯说出了一句格言，这个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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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514）

“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量。”这意味着：命运占有优势，所有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首先听任命运的摆布，并且在它面前不起作用。

正因为如此，知识必须展开它自己的最高抗拒；只有面对这种抗拒，存在者那隐蔽的整个力量才将涌现出来，好让知识真正地在它面前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存在者也就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容改变中敞开了自身，并将它的真理赋予知识。说知识具有创造性的虚弱无力，此乃希腊人的名言，人们太轻易地想在希腊人身上为一种纯然基于自身并由此凝然出神的知识找到典范，并向我们指出，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

――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理论” (0 £3 pi a )是什么？人们说：理论乃纯思，这种思仅仅同那被

追问的事情本身相关。据说，根据希腊人，这种思的态度是为思而思。但是，这个引证不对。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相反，它仅仅产生在这样一种激情中，即渴望接近存在者本身，并置身于它的逼迫之下；另一方面，希腊人真正为之奋斗的，就是将这种思的追问，领会和实现为人的活动(£P ia )的一种方式，“在

一工作一中”的活动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是最高的方式。希腊人所考虑的，不是要让实践与理论相符，恰恰相反，他们将理论自身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种“文化产业”，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此在的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意识化的手段，而是磨砺和紧握整个此在的力量。

科学就是立于不断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体中间，坚持追问。这种行动着的坚持，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虚弱无力。

这就是科学那开端性的本质。但是，这一开端不是已经过去两千五百年了吗？人类活动的进步不是也已经改变了科学吗？确实如此！随后基督教一神学的对世界的解释，以及近代稍后的数学一技术的思想，都已经在时间上和事实上让科学远离了它的开端。然而，开端自身却决不因此而被放弃，更不会被否定。因为，如果原初的希腊科学乃是一个伟大的事物，那么，这个伟大事物的开端就是它最伟大的一面。如果这个开端的伟大已不复存在，那么，科学的本质甚至不可能如今天一样，被抽空和耗尽一一在今天，尽管存在着所有的成果和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这个开端仍然还在。开端不是作为遥远的过去之事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立在我们面前。开端，作为最伟大的事物，已经预先掠过了所有将要来临之事，因而也已经预先掠过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将来，它站在那里，远远地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

只有当我们为了重新赢回这个开端的伟大而坚定地服从这个遥远的命令的时候，科学才成为我们此在的最内在的必然性。否则，科学就依然只是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偶然事件，或者，仅仅是追求一种认识的纯粹进步的泰然惬意而毫无风险的活动。

然而，如果我们服从开端那遥远的命令，那么，科学就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民族的此在的根本事件。如果我们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立于一场伟大的变革面前，如果真的如那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最后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如果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今天人类在存在者中间的被抛弃的孤寂状态，那么，科学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于是，希腊人在存在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初的充满敬畏的坚持，转变为完全没有任何掩饰地立于那隐秘者和不确定者面前，即立于那理应加以追问的东西面前。那时，追问就不再只是一个为了得到作为知识的答案而可以被超越的预备阶段，相反，追问自身将成为知识的最高形态。那时，追问将展开它最本己的力量去揭示万物的本质，迫使我们用最朴素的目光去凝望那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面对的东西。

这种追问粉碎了在各自专业中所形成的科学壁垒，将科学从散落在各个领域和角落中的那种漫无边际、毫无目的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