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例子

紧急避险例子【篇一：紧急避险例子】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吗？这就是个实例。

再举个例子，当你遇见一个出租车发生车祸，司机严重受伤，你又打不开车门，你将车门玻璃打碎，救出受伤司机。

这就属于紧急避险，你不必赔偿打碎的玻璃。

紧急避险，不仅适用救人，也适合于抢救公共财产。

但要注意：1.紧急施救所采用的措施是必要的；2.不能因救人而伤及其他无辜的人。

【篇二：紧急避险例子】【法宝引证码】【学科类别】刑法总则【出处】《法学家》2015年第4期【写作时间】2015年【中文摘要】国内学界对西方国家紧急避险的理论介绍较为欠缺。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关于紧急避险的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不同，但在法律评价的思路方面却异曲同工，都承认紧急避险在必要的限度内是一种正当的合法行为（权利），也可以成为法律上免责的事由（抗辩理由）。

对大陆法和普通法中丰富的紧急避险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可以为我国的紧急避险理论提供一种“外部视角”，以弥补当前法律体系对紧急避险行为性质认定的不足，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中文关键字】紧急避险；权利；免责事由；犯罪【全文】紧急避险问题常常引发一系列关于法律、道德以及哲学的探讨。

我国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对紧急避险问题只采取简约化处理，无法对以下问题作出回应：行为人主观上到底是明知故为还是被（危险情境所）胁迫？即便是主观故意，是否就等同于过错？避险人的行为本质上是视为非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还是本身就是合法行为？在某些情境下免除避险人（守法）义务的依据何在？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法益，与避险人本身的法益如何进行权衡？在紧急避险中如何认定避险人的社会危害性？为澄清上述问题，应当对大陆法和普通法中丰富的避险理论进行研究，进而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相应法律规则的修改提出建议。

一、我国刑法体系对紧急避险的简约化处理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无法对紧急避险问题充分展开，无法解决对某些紧急避险行为的合法评价，只能采取不负刑事责任的简约化处理方式。

刑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了紧急避险为阻却犯罪的事由之一，但该规定仅表明了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后果，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来判断避险行为的性质。

根据我国现有的平面耦合式四要件体系，[1]紧急避险行为从形式上说似乎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只不过因未达到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要件，而无需承担刑事处罚。

虽然司法实践和学理通说都认为（某些）紧急避险不是犯罪，但从刑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上推理，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要么紧急避险在形式上是犯罪，但实质上不是犯罪；要么紧急避险在形式上是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这两种结论都无法令人满意。

第一，形式上是犯罪，实质上不是犯罪这一论断本身就存在逻辑歧义，违背了立法语言必须明白统一的原则。

[2]如果犯罪构成要件是对行为是否是犯罪的法律评价标准，那么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就应当推理为是犯罪，不应当出现要么是犯罪，要么不是犯罪的结果。

第二，形式上是犯罪，但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虽然比第一种论断逻辑上顺畅，但同样否认了紧急避险行为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直接将其等同于犯罪，这显然附加了一种义务，即避险人必须（而不是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容忍危险的义务。

既然法律附加了外部强制性义务，那么刑法对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就显得多余，或者说必要限度仅仅成为减免处罚的评判标准，而并非认定紧急避险是合法行为的判定标准。

我国刑法对于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这一简约化的处理，只能借助于未达到社会危害性这一解释。

但这一论证或解释的过程差强人意。

例如海难中抢夺一块浮板的两个人都处于同样的危险状态，如何判定其中幸存一方的社会危害性？在很多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危害性问题。

并且，即使承认社会危害性是超越犯罪四要件之上的实质构成要件，[3]即采取两阶层体系论，也无法解决紧急避险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并未澄清紧急避险本身究竟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犯罪或违法行为，还是自始正当的权利。

借鉴西方紧急避险理论，将有助于发现我国相关研究的不足，并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素材。

对于刑法上的紧急避险，以及紧急避险的民事责任，我国学界已有相关的研究：既有对紧急避险行为法律性质的探讨，[4]也有对行为人的主观违法性、过失性、被迫性等问题的分析。

[5]然而，学界缺乏对西方国家紧急避险理论的研究：中国知网以及万方数据库博士论文中尚无专门研究西方紧急避险理论的文章。

[6]被北大、南大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章中，罕有涉及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7]遗憾的是，仅有的比较研究中，介绍了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和法国紧急避险理论，却未涉及英美法中丰富的紧急避险内容。

而之后学界也没有对这样重要新颖的论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为了弥补学界对西方紧急避险理论了解和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介绍大陆法和普通法系的紧急避险理论，分析以下问题：紧急避险能否视为一种法律上当然的权利？他人对于紧急事故中面临危险的人，是否有救助的义务？紧急避险是一种正当的合法行为，还是法律上免责的事由？紧急避险与犯罪的界限何在？二、大陆法系的紧急避险理论大陆法系建立了递进式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阻却违法性和阻却责任的区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陆法系的紧急避险学说主要分为三种：（1）将紧急避险正当化，避险行为被直接认定是适法行为，即违法阻却事由说；[8]（2）紧急避险被认为是违法行为，只是基于无责任能力或无期待可能性等理由而阻却责任，即责任阻却事由说；[9]（3）结合不同的具体情境来考察，即将前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综合说（或称二分说、二元说）。

[10] 大陆法系紧急避险理论的发展也是其立法与司法实践智慧的结晶。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就有卡尔奈德之板案例，后被贝肯和康德论述为溺水者的木板（或救生圈）假说，[11]成为后世学者论述紧急避险的经典案例。

罗马法对于海难或火灾中为保全自己而毁损他人财物的行为，或者杀害正在伤人的动物、毁坏阻碍交通的他人财产等行为，都不认定为违法。

[12]卡尔奈利亚法（ cornelia）中明确规定：于生命危险之际，杀害攻击者或第三人时，不受追诉。

[13]中世纪教会法确立了紧急时无法律的一般原则，规定由于极大的恐怖、紧急、确实重大的灾害，通常可以完全阻却犯罪，其行为内心所不允许，而无视于信仰或教会的权威，以及害及灵魂的场合，前项所说的恐怖等理由，不得阻却犯罪，但可以减轻犯罪的责任。

[14]从中世纪教会法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其对阻却犯罪和减轻责任已经开始进行区分。

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典要么对紧急避险没有明文规定，如法国1810年刑法典；[15]要么将紧急避险置于其他罪名之下处理，例如德意志帝国刑法典制定前的1813年贝恩（bayern）刑法。

[16]1871年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的立法者将紧急避险作为阻却责任的理由，而未对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进行区分。

1913年法国刑法典将紧急避险单独列入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一章。

[17] 近代两个著名案例推动了法、德两国关于紧急避险的立法。

案情如下：案例1 1898年法国地方轻罪法院审理的紧急盗窃案：一名寡妇因偷窃了一块面包而被控有罪。

被告犯罪时身无分文，所领的救济也没有了，与其两岁的婴儿都连续36小时以上没有吃任何食物。

法院认为悲惨与饥饿，可能减低一般人的自由意思，而降低某种程度的善恶观念自本案被告的所为，并未表现出自由与故意的恶意从而判决无罪。

良好组织的社会中，特殊家庭的母亲竟然不得不犯罪而获取面包，此种事实的存在，诚属遗憾。

[18] 案例2 1927年德国帝国法院审理的堕胎案：一名妇产科医生诊断并确定一名少女怀孕，这一事实导致少女陷入情绪激烈状态并使其萌生自杀念头，为少女进行神经障碍诊断的神经科医生，在确认少女因怀孕所产生的忧郁症将导致自杀的重大危险后，建议妇产科医生为少女实施堕胎手术，妇科医生接受了他的建议。

检察官对少女以堕胎罪、妇产科医生以营利堕胎罪、神经科医生以堕胎罪的教唆犯起诉。

本案在当时的德国引发了对胎儿和母亲之间权利冲突问题的讨论。

在当时堕胎还是一种犯罪，三被告的行为无疑涉及法律否定性的评价。

1927年德国地方法院对三被告作出免诉的判决；二审法院驳回对妇产科医生的控告，同时宣告另两位被告无罪；三审时，最高法院仍然支持原判决。

[19] 从现代法学观点看，无论从守法义务、社会危害性，还是法益权衡等不同的视角，以上案例中的避险行为都应当直接视为无罪。

从守法义务的角度看，案例1中的寡妇在遭受饥饿36小时的时间内，都是以忍耐困苦的方式恪尽守法之义务。

而在超过忍耐饥饿限度的情况下，为生存而窃取食物，应当免除行为人继续忍耐的义务，而承认其自救、自保生命这一最为基本的人权。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行为人在极度饥饿困苦的情况下偷窃面包的危害性较小，甚至可以认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仅仅是损害了面包店主的私人利益。

而从法益权衡的角度看，面包店损失的财产法益与饥饿困苦的妇婴的生命权相比，后者是更重要和更紧迫的权利，是以（少量）财产挽救生命的紧急避险情境。

从现代的角度看，当年的判决不仅合乎情理，也合乎法理。

从案例2中我们可以推测法院承认了以下事实：本案是对母亲和胎儿之间的生存权利进行权衡，而基于胎儿将威胁母亲生命这一紧急而重大的危险，不认为在这种情境下的堕胎是犯罪。

同样，从守法义务的角度看，如果行为人继续遵守法律，将危及本人（或他人）的生命，这本身与设立法律的目的相矛盾，应当承认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合理性甚至是正当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本案当事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甚至可以说不涉及社会危害性，其本质是为救治生命而采取的一种无奈手段。

而从法益权衡的角度看，母亲的权利和胎儿的权利至少是同等重要，但母亲的权利是真实的，即刻面临危险的，而胎儿的权利是潜在的，并且是导致危险的重要因素。

本案还涉及医生职业伦理上的困境：救助病人是医生的本职，如果因为是违法（堕胎在当时是刑事犯罪）而不作为（不救治母亲），将违背医生的职业伦理。

另外，从可预见的结果来看，如果医生不采取紧急措施终止妊娠，因怀孕而极度抑郁的母亲如果自杀，最终也无法保存胎儿的生命。

医生不得已做出的治疗方式，是在损失两条还是一条生命这两种艰难抉择之间的选择。

基于以上理由，判决三被告无罪同样合乎情理和法理。

以上两个案例，在当时都没有紧急避险的具体法律条文可以直接引用，但判决的结果都承认了紧急避险是违法阻却的事由。

案例的超法规裁判最终推动了大陆法系立法上对紧急避险条款的进一步改革。

[20] 可以推测将紧急避险直接规定为不违法（违法阻却）的理由：紧急避险属于法上自由的领地，[21]应承认法律适用的限度，直接认为在紧急危险下法律不在场亦即紧急时无法律，[22]法律不对法外之事做出评价。

或者，在紧迫的危险中，行为人与他人权利冲突时，产生了一种紧急权，对抗他人部分受损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