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历史联系性

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历史联系性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到明代，真正

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

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

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

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

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

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

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

平安时代初期，是日本栽培茶树的开始，到了镰仓时代，神僧荣西创造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制造出优质茶种到日本传播，他于公元1211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日本镰仓时代的临济宗留学僧南浦绍明在宋朝时来到中国，将径山茶宴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起源。18世纪江户时代中期国学

大师山冈俊明编纂的《类聚名物考》第4卷中记载：“茶宴之起，

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

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

中国径山茶宴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最著名的是千宗旦(千利休之孙)之子所创设的三个流派：表千

家流的不审庵、里千家流的今日庵以及武者小路千家流的官休庵，

合称三千家。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

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

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

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

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

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

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

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

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

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

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

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

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

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

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

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

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

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

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

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

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

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

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

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

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

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

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

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

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

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

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

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

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

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

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