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古到今对世界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后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更将会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世界历史分为大致的几个时段，在不同的时段中中国经济对世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代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到五世纪到公元1840年；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到1949年；三，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从公元1949年以后。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和内涵有着质的区别。

首先，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乃至中国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目前仍在延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中华文化圈，就是在美国这个最现代与中国文化最不同的国家里，也挡不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透，在他们的书店中总能看到中国古代的典籍，还有中医、气功、武术、京剧等等也在影响着一些美国人的生活。

除宗教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围能有中国文化这样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古代曾经无比地强大。

文化强大不过是国家强大的最高表现而已，而且当一个国家强大到特别的程度时，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成为世界的，就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就是从古代开始形成的对世界影响的继续。

中国文化的强大源于在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经济的繁荣，对世界的影响势必有如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对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

下面就这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做一下简短的探讨：无一例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其主要依据是秦统一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地区物产流通，有利于商品交换，这就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开端。

但由于秦无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把东方六国的经济结构强行纳入秦的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中断了东方六国商品经济的继续，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制度的统一所带来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无法转变为现实。

而这种可能到了汉初才转变成现实。

中肯的说，秦修筑的长城和隋开凿的运河，对后续的西汉和唐的兴盛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秦长城成为抵御匈奴的屏障，为西汉初期实施“与民休息”政策提供了安全保障。

有了“文景之治”的养精蓄锐才有汉武帝的大败匈奴。

虽然是这样汉朝的经济较秦时有了更加平衡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

对内他使用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力量，禁止诸侯国自己制造钱币，改革了选择官僚的制度，提倡儒学，建立了比秦始皇更加集权的中央官僚机构。

经济上召开了“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尤其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最主要通道之一。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

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

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

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到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这时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方自古就重视经济全球化，这与现在呼吁的全球一体化不谋而和。

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

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

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

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

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

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中国大量物品的出口促进了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向外扩散，与此同时，有一件很另人瞩目的事就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总是处于入超的优势地位，但中国却从未因为贸易中的获利而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这充分表明中国有着极大货币包容量和极其完善的的经济运转系统。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开元、天宝年间经济达到了顶峰。

当然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的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科学教育等等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最前端，这使得世界经济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大唐。

由此，唐朝的经济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多民族繁荣的封建国家，唐太宗在政治机构的建设、“唐律”修订、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制定还有学校与科举方面都做的全面详尽的改革和创新，在唐太宗在位期间（626年—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快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与此相似的是武则天的武周统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

经过一百年的恢复和发展，唐朝的社会经济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呈现出繁荣局面。

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都有了古之少见的繁荣发展。

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的先导地位。

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

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

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70多个。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

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这些事实说明，唐朝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例如，新罗即当今的朝鲜，统一以后，来唐朝贸易的商人很多，十分活跃，北起登州、莱洲，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新罗和唐朝的经济交流至为频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的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

唐朝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巨大的，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唐朝的政治制度也由新罗仿效且亦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

737年，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地挑选经学家邢涛前往吊祭，并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吏使充此”。

由此可知，唐文化影响下的新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了。

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

除了不断拓展和延伸陆上国际商道、扩大通商地域范围外，着重发展了海上贸易。

并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这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年的“市舶”制度。

有人认为这就是后世政府外贸机构和海关机构的萌芽。

到宋朝时候，经济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宋朝一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

宋初，京师设“榷易院”，公元1080年还颁布“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

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其后经修订补充，迄宋之末，实施近200年。

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

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

元朝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繁盛时期，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而且大都文化繁荣。

那里，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大都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元朝海外贸易发达，它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是主要出口货物之一是瓷器，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它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间确实存在有贸易关系。

宋、元时期有不少的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

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其中比较典型的在泉州。

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元代对外交往中，有一件关乎世界历史大变革的事件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影响。

他来到中国，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行记》，这对欧洲可以说有划时代的影响。

15、16世纪，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对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使他们不择手段的想尽一切办法，而当时的封建国家又对大财团相当的依赖，所以十分支持商人的要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传入欧洲，欧洲人把马可·波罗所在的东方想象成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所以探险家们纷纷的要求远航去开辟新航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就是在东方的诱惑下走错了航路而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

后来，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一周等等，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可谓惊天动地，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而且，虽然他们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黄金和白银，并且大肆的进行殖民扩张，搞令人作呕的奴隶贸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把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带到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封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动摇。

不管这对当地人来说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这毕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除此，它还加强了各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了全球的经济生产大合作，另外，地圆学说被人类相信、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