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

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

《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立法上没有专门的委托合同制度。《合同法》在总结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委托合同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从而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随着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大量涌现，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就该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不当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就委托纠纷案件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容易滋生歧义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辨析。

一、第三人仅知道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而不知道委托人具体是谁的情况下，能否产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学理上又称委托人的自动介入)，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之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审判实务中就该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在理解上有时产生错误地认识。虽然《合同法》第402条在立法时借鉴了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但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

1、英美法上的隐名代理制度，必须是代理人明确告知第三人代理关系存在时，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第三人经由其它途径知道代理关系存在时，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合同法》402条对此则无限制，只要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代理关系即可。

2、在英美法上的代理制度中，代理人无须指明委托人具体是谁，只要告知第三人代理关系存在，即可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而《合同法》402条对此规定的不是非常明确，解释上应以指明委托人具体是谁为前提条件。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第三人与受托人签订合同时仅知道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而不知道委托人具体是谁的情况下，不能产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即该合同不能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

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之阻却事由的判断

《合用法》第403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合同义务

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主动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向第三人主张合同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该法条一方面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同时又以但书的方式规定了阻却委托人介入权行使的例外规定。审判实务中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要根据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的主客观情况综合予以认定。通常情况下，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即可判定第三人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与受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思：1、在此之前，委托人曾与第三人洽谈过订约事宜，但被第三人拒绝;2、在以前的交易过程中委托人对第三人有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3、委托人经营情况严重恶化，不具备相应的合同履行能力;4、第三人如与该委托人订立合同将导致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委托人的介入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是否行使取决于委托人的单方意志。委托人一旦决定行使介入权，即取代受托人的地位成为合同当事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受托人则退出其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对合同的履行与否不再承担责任，但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仍然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如果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及与第三人的合同约定，继续为委托人的利益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承担义务。

三、第三人和委托人的有效抗辩权对第三人选择权的影响

第三人的选择权是指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可以选择委托人或受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第三人的选择权是对其实体权利相对人的选择权，而不是其行使请求权顺序上的选择权。如果第三人选择了委托人或受托人其中之一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即使其选定的相对人因欠缺履行能力而不能承担责任，第三人也不得向未被选定的相对人再为主张。但《合同法》同时规定，第三人根据选择权选定委托人为相对人后，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当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相对人时，委托人向第三人主张其基于委托合同对受托人的抗辩，而该抗辩又有效成立的情况下第三人能否再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如果不能，则权利人的权利就会落空，如果能，岂不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我们认为，《合同法》规定第三人主张权利时得以选择相对人的前提之一是“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这是一个法定的一般前提。在实务中，必须证明实际情形符合这个前提，第三人才得以行使选择权。如果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抗辩权成立，那么受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就不在委托人，第三人的选择权就失去了存在的事实基础，因而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行使应当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第三人仍可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其请求权的基础不是法定的选择权，而是依据其与受托人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

另外，当委托人主张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时，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协助义务，提供第三人亦未完全、适当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据材料。

四、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

我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由此可见，在委托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即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委托合同有无期限，委托事务的处理是否告一段落，委托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不管是否具有一定的理由，双方均得以随时解除合同。这也是委托合同在解除权的行使方面与其它合同相比所独有的特征。尽管在实践中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要提出一定的理由，但其理由如何以及是否成立，只是对解除合同后的责任承担有影响，并不因此而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

关于委托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尚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一方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的抛弃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我们认为，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抛弃任意解除权的，一般应确定该特别约定有效，以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但若在委托合同存续期间，由于情势变更致使此特别约定的适用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则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排除特别约定的效力，以维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预先约定了抛弃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时，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否还有得以适用的空间?实际上，合同法第410条所指的“任意解除权”与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除权，两者在形成时间、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方面均有不同。首先，合同法第410条所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系不附加任何前置条件的解除权，侧重于强调委托合同解除权的“无因性”且该解除权同合同的成立一并生成。而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的产生于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并以某种法定事由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其次，前者原则上仅适用于委托、行纪、居间等服务性合同并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