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3

申晓梅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是降低该国贫困发生率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手段,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所谓“滴漏效应”更是不会自动发生。各国经验表明: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有与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且优先受益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所遭受的贫困打击,提高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反贫困;产业选择;公平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831(2005)0320024225

Research on the An ti2poverty Effect of Econo m i c D evelop m en t

S HE N Xiao2mei

(School of Public M anage m ent,South W estern U 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 m ics,Chengdu610071,China)

Abstract::A nati on’s econo m ic devel opment is undoubtly the key t o reduce poverty rate.But fast econo m ic increase does not aut o2 matically guarantee the abate ment of poverty,not t o menti on the occurrence of s o2called“a tiny dr op effect”.Ex periences of every nati ons sho w that:only in co mbinati on of policies t o better the living conditi on of the poor and t o assure their p ri ority t o benefit,can a effective macr oecono m ic policy be achieved,thus greatly reduce the poor populati on and their sufferings,boosting the anti2poverty effect of econo m ic devel opment.

Key words:econo m ic devel opment;anti2poverty;industry choice;equity policy

就宏观来看,一国贫困发生率的高低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间有着直接联系。一般而言,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意味着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但不能由此推理或断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意味着较低的贫困发生率。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也在增加;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失业队伍日益庞大,穷人越来越多;用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的话来说:目前世界上有30亿人每日的生活水平不到2美元,有13亿人每日生活水平不足1美元,有1亿人每天都在挨饿,世界每年约有1300-1800万人死于贫困,远远超过战争的死亡人数。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增长战略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大量的发展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只重视经济增长,忽视广泛分享问题导致的“失去了十年”,提出了“滴漏效应”、“中产阶级”等阶级分析与分配效应关系的理论,强调“大多数人普遍分享”的意义。进入21世纪的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小康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确保每个人生存、发展权利得到充分实现。显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或困难在于:怎样让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以外,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或贫困人口亦能参与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队伍中来,其生活状况能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改善?艾尔泽在《减少贫困的政治》一文中曾这样说道“经济增长一直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的减贫策略而得到提倡,但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投资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放慢。经济增长使部分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同时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看,它也加剧了贫困的程度”。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

4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1卷第3期

JOURNAL OF CHONG Q I N G UN I V ERSI TY(S ocial Science Editi on)Vol111No132005 3收稿日期:2005-01-05

作者简介:申晓梅(195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研究。

反思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总体上看减贫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不仅农村贫困下降平缓,而且城镇总体贫困变得更为严重了。

(一)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

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需要通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为人们所分享,或通过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而得到反映或体现。但就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看,远远落后于人均G DP的增长。1986-1998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长率比G DP平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 DP增长率少6个百分点(1978-1998年间我国G DP增长率高达16.6%),其中1981-199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最终消费额增长率为6.6%,但仍低于人均G DP增长率近3个百分点。[1](P39)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自1996年以来下降速度陡然加快。1997年,城镇居民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幅为-0.3%;1998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5425.1元,其中10%最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为2476.8元,两者人均收入比为1∶01457;1999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5854元,最低收入组人均收入水平为2617.8元,两者之比为1∶01447。居民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消费支出方面的差异亦相应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生活资料(七分法),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331.6元,而最低收入户的消费性支出为2397.6元,仅相当于平均水平的55.4%;1999年,10%最低收入户家庭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42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1](P290)可见,低收入特别是贫困户并没有通过所谓“滴漏效应”享受或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二)高低收入间贫富悬殊现象进一步突出

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社会极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据资料显示:1999年20%高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42.2%,户人均月收入达992元,而20%的低收入户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月收入仅为124元,最高与最低户人均收入比为1∶8;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亦从1988年的0.23上升到1995年的0.33,1996年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2000年达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3至0.4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1] (P118)变化速度之快令人担忧。说明不同人群对经济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了富人,其他人只得到了面包屑”。

(三)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下岗人数逐年上升,失业率亦在不断攀升

1990年我国经济的就业增长弹性为0.671,1996年为0.138,1998年为0.065,2000年为0.100;全国城镇企业下岗人员由1993年的300万人,增至1995年的564万人,1997年达到940万人,1999年为640万人,2000年为657万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94年的2.1%,1996年的3.0%,到1999年达到3.2%,而真实失业率2000年已达到7.4%;城镇失业人数约为1600万人(劳动部预测)。[2](P2,44)在目前的中国,就业仍然是人们获取劳动收入的主要手段,失业则意味着收入的锐减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发生贫困。

(四)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以及贫困发生率进一步恶化、加深

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西部已成为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1998年,全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210.4万人,其中西部省区有2029.5万人,占全国的48.2%;1999年全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2412.2万人,其中西部省区有1644.1万人,占全国48.18%;就城市而言,西部省区的城镇下岗人数和失业率亦在不断上升,并带来巨大的贫困压力。1997年全国登记失业率为3.1%,而西部12省区有10个省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登记失业率最高的青海是7.4%,贵州是6.5%。[1](P293)西部省区下岗职工的月人均生活费用明显偏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1997年西部省区中职工月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的有10个省区,其中内蒙古最低仅为43.8元;西部省区职工月人均生活费仅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0%。另西部省区城镇居民与东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亦呈日益扩大趋势,1999年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1.46∶1.00提高为1.48∶1.00; 199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前五位的是上海10932元,北京9183元,广东9126元,浙江8428元,天津7650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省份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省际间的基尼系数亦由0.06上升为0116。[1](P39 -40)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全国总体经济经历了高增长阶段,但东西部地区居民在这一高增长过程中受益情况大不相同,西部省区获利相对较少,而且与东部省区除了经济发展上较大的差距外,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不断产生的新贫困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西部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如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世界贫困挑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52

申晓梅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