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精神和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精神和特点

正如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导论中所说的：“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而法律与社会有怎样的关系，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则是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由此探讨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通过阅读探讨的过程和结果，我也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了新的理解。

一、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总体看法

如今大多数人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持批判的态度。大多认为它重刑轻民，与社会生活不能很好得结合，而且刑罚太残酷、太野蛮。最重要的一点，是觉得它体现的是封建阶级和统治者的意志，是封建阶级用来压迫百姓的。而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两种心态。首先是因为渴望民主的和符合宪政要求的法律制度，但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与之还有差距，渴望的民主还实现不了，于是人们便批判所有不民主和不民主的东西，就连不民主的古代法律制度也一并批判了。其次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要对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进行批判，而体现封建意识形态的古代法律制度也首当其冲。

对于这些批判，大部分是应该承认的，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意

识形态和认知水平来苛求古人。没有民主和宪政观念的古人，怎么可能制订出民主的和符合宪政要求的法律制度呢？意识形态在分析一个问题时是不可忽视的，但把任何问题都降低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分析，必然会有人们自身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介入，就无法宽容地、客观地分析不同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抛开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客观地分析，是现在所缺少的。

不论何种制度，其产生并不是由某个人和小群体创造出来的，即使他们再杰出、再卓越；而一定是有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必须植根于历史和社会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一种制度产生之后，也要在社会中推行，接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正如我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制度必会很快地消亡，只有符合社会现实的制度才会存续下去。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历经两千多年，体制、名目等都有所变化，但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延续的，能够存在两千多年，至少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

二、法律儒家化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的，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根本的精神和特点。儒家讲礼数，重人伦，讲究三纲五常，而为了维护这些东西，不但要靠教化和道德，有时也要用法律和刑罚的手段。正如瞿先生所说：“儒家并未绝对排斥法律及刑罚。”1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订立，纯粹体现法家精神。自汉武帝时儒家兴起，然

而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儒家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融入法律，与原有的法家思想相结合。及至魏晋，儒家又趁改朝换代，订立新法之际加入些许儒家的因素，每朝每代不断加入新的因素，内容愈趋完善。至隋唐，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基本上都已融入法律之中，形成完全儒家化的法律，后世也大多沿用此体系。魏晋的“八议”、“十恶”，隋唐的“亲亲得相首匿”、“准五服治罪”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三、阶级间的差异

中国历代都很重视阶级间的差异，这也体现在法律制度的规定上。从衣食住行到婚丧祭祀，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都是不同的。“古人认为这种差异必须严格维持，绝对不容破坏，否则，必致贵贱无别，上下失序，而危及社会秩序”2。

饮食方面，“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3。衣饰方面，每朝每代都规定庶人的衣服只能用很少的一两种颜色，大多是黑白两色，而不同品级的官吏，衣服的颜色也不同。不但在服色上区分，在材料和装饰上也有严格区分。住房的大小，间数试样和装饰也各有不同。唐代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七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4。古时平民出行不得骑马，而非皇帝恩准，王公大臣也不得乘车舆，民间更不得擅自乘用。这些也出现在《唐律疏议》、《元典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15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国语。楚语下》

章》、《明会典》等法律文本中。

各阶级之间的通婚也是不为社会所赞许的，只能阶级内婚。魏晋时重门阀，士庶之分极严，士族为保持其尊严，平日避免与庶族来往，更不肯与之通婚。若士族与庶族通婚，则必为士族所不齿，其整个家族将丧失声誉和地位。有时政府也制定法律。北魏和平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补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候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5隋唐之后科举兴起，门阀逐渐消灭，阶级内婚才逐渐一同消失。

丧葬的用具，礼仪也显示着阶级的差异，官吏用的棺椁都是用朱漆的，而庶人的棺木只能用黑漆，不得用朱红。6抬柩者唐时品官多至二十人，庶人只八人，清时品官多至六十四人，庶人但十六人。但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却没有发生很大效力，庶人往往会逾越规制厚葬其亲，为表孝道，官府也不多追究。最初在上古时代，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但祭其父。7最初庶人只能祭一代，后来逐渐推及二代、三代、四代。8清时品官士庶皆奉高、曾、祖、祢四代祭祀，于是不再有世代多寡之分，但祭器祭品上仍有很大不同。

四、家族与法律

5《魏书》

6《明会典》

7《国语。楚语下》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注重家族间的关系与秩序，这也体现在法律上。中国古代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家长手中，父亲是权威，母权是附属于父权的，受父权节制，但也须受到尊敬，子女对父母不得有半点违抗。法律对其承认和支持，也使他的权威增强。古代的传统思想认为“男尊女卑”，女人始终在男人意志和权力之下，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女子从出嫁起便由父权之下移交至夫权之下。

法律发展到生杀权完全由国家行使时，自然不容许任何一个公民随意杀人，父母对子女也是如此，不过比一般的案件轻得多。唐、宋律杀子孙皆处徒刑，殴杀徒二年，刃杀二年半，若子孙违犯教令而杀之，减一等9。常人斗殴轻伤则笞杖，重则徒流，致死或杀人没有不偿命的。明、清法律更为宽容，子孙违犯教令、殴骂不孝，被父母杀死是可以免罪的。而父母提出子女违犯教令，法司不会要求提出原因，也不会核查。反过来子孙对父母犯罪则要采取加重刑罚，子孙应以恭谨孝顺为主，对于父母的侵犯法律和社会皆不容许，多以不孝罪处置，刑罚极重。骂人在常人不算犯罪，但骂父母、祖父母则列入不孝罪，处以绞刑10。殴打父母除元律外不论有伤无伤，伤重伤轻，故伤或误伤，一律处斩。若致父母死亡，罪加一等。法律上对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保护的，注重客观事实远重于主观的意志，只要父母死伤因子而起，不问谁是谁非，都逃不了杀伤父母的罪名，按服制重办11。

夫妻相殴，法律上完全按尊卑相犯的原理来处置。妻殴夫唐、宋9《唐律疏议》

1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