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

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为儿童服务的文学。

中外很多学者都曾为儿童文学下过定义。

瑞典儿童文学专家GoteKlingberg就曾将儿童文学定义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

中国学者郑振铎认为“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所能看的文学”（郑振铎，1984）。

中国儿童文学家鲁兵将儿童文学定义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鲁兵，1981）。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初始时期，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始于五四运动时期，但是以胡从经为首的学者认为“五四”时期仅仅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而中国儿童文学事实上始于晚清时期，总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2）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4）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

（胡从经，1982）尽管众多学者对儿童文学下过不同水准的定义，但因为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以及儿童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儿童文学在中国长期处于文学范畴的边缘地位。

儿童文学翻译的地位则更不言自明。

为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本文将以胡从经对儿童文学在中国发展阶段的划分为框架，试图在选材、翻译方法和翻译语言风格三个层面上对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个浅尝性的回顾。

一、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1.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胡从经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始于晚清时期。

但因为这一时期人民大众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压迫束缚，因而儿童文学仅仅零散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编译，几乎没有自主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1）选材：学者李丽曾对晚清时期儿童文学译作的数量做过一个统计。

据她统计，在晚清总共只有120部儿童文学的译作，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也只有寥寥59人。

在如此小面积的范围内对儿童文学进行翻译活动，选材自然十分局限。

这一时期主要以科幻类的儿童文学小说为译介对象，其中尤以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日本作家押川春浪的儿童小说译介得最多。

除此以外，对诸如《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等西方各国的童话著作也有所译介。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晚清时期，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之中，且受到西方列强的残忍压迫。

因此，这一时期的译者在选择译介对象时更加倾向于内容积极向上，能激励儿童奋发图强的儿童文学作品。

（2）翻译方法：因为晚清时期，中国整个翻译事业还十分脆弱，能从事翻译事业的专业人员十分稀缺。

因此，就宏观而言，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方法与理论还尚未成熟。

而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自然也会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

同时，受“成人本位”儿童观的影响，为达到启蒙、鼓励、教化儿童的目的，译者常常随意删减原文内容，且在文中随意添加自己的评注，将译文都注入爱国主义情怀。

事实上，这一时期，译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实则只能称之为编译。

（3）翻译语言与风格：晚清时期，士大夫、文人大都崇尚文言文，章回小说在晚清时期也十分流行。

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大都是章回小说的形式结构，语言多是文言文。

自然，译作的语言也就十分古板，毫无童趣可言。

而受晚清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的风格大都励志向上、具有爱国主义情怀。

晚清时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算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初探。

因为，在翻译的选材上单一局限；翻译方法上过于活译，以至于根本没有产生适合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有效方法；在翻译的语言和风格上都尚未做到忠实于原作。

1.2.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通常被视作中国儿童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对人性与思想的解放，儿童文学翻译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

（1）选材：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译者逐渐认识和确立了儿童是独立的个体。

因此，由“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替代了晚清时期的“成人本位”的观点。

因而，这一时期的选材十分丰富多样。

学者秦弓曾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体裁多样化的选择，做出过如下的评价：“五四时期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秦弓，2004）。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译者开始根据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阅读需要，而选择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选材更加贴近儿童的喜好，而非以成人的喜好进行选材。

（2）翻译方法：为充分尊重原著和保留原文中的童趣，译者开始逐渐由随意增删的过分活译转向忠实于原作的直译。

当然，除直译之外，偶也有译者采用译述也称重述的方法进行翻译。

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郑振铎就偏爱译述这种翻译方法，他对此给予了以下定义：“所谓重述，不是直译，而是译述，比意译还要通俗、口语化还有一些创作成分。

”（郑振铎，1925）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除文字之外，译者还在书中增加了插画，以此适合儿童的阅读习惯。

（3）翻译语言与风格：因为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对白话文的倡导，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的语言已完全由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语言也更加丰富生动。

译作风格也活泼生动，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标点符号在译作中开始被使用，大量的拟声词和拟态词被广泛的使用于译作之中，大大地增加了译作的童趣。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可谓是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步入正轨的阶段。

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被真正的认识和接受。

无论实在选材还是翻译方法亦或是翻译语言与风格上，这一时期的译作相较于晚清时期发展十分迅猛。

1.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翻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暂被搁置一边。

类似于晚晴时期，译者将儿童文学的译作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介数量在五四时期的基础上持续上升，翻译方法也更加成熟。

同时，受译介国外儿童文学著作的影响，中国已有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自主创作本国的儿童文学著作。

（1）选材：学者文军和王晨爽曾对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的数量做过一个统计。

据他们统计，在抗战时期中国总共有369篇儿童文学译作，其中苏联的儿童文学译作最多，童话是被译介得做多的体裁，译者约为195人。

之所以苏联儿童文学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译介最多，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密不可分。

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异军突起，众多知识分子也多是共产主义人士，向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则是必然。

因此，自不过然译介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期，因此译者倾向于选择政治性较强或爱国主义明显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这一点上，可谓与晚清时期略有相似。

（2）翻译方法：受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继承和发展了译述（重述）的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更加系统全面。

同时，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众多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如：郑振铎、沈冰燕、鲁迅、周作人、鲁兵等。

值得一提的是，插画在儿童文学译作中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

据文军和王晨爽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3.6%的儿童文学译作附有插图。

这也体现了，儿童文学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

（3）翻译语言与风格：因为翻译方法的趋于完善和成熟，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语言也更加忠实于原作，语言文字都更加倾向于儿童的喜好。

但，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儿童文学的译者在这一时期就背负着传递爱国主义和促进革命胜利的历史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作翻译风格上最大的特点则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翻译虽将“儿童本位”观稍稍搁置一边，译作也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在译作数量，译作质量和译者人数方面仍是不可小觑。

因此，这一时期仍可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另一次发展高潮。

1.4.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改革开放至今的儿童文学翻译则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的最大的一次发展高潮。

因为政府的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等因素，儿童文学翻译在这一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

（1）选材：这一时期，因为国内外整体环境的稳定，以及信息科技技术的发展，儿童文学不再只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很多儿童动画，儿童音乐等竞相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因此，译者在选材方面更加多元化。

（2）翻译方法：因为选材的多元化，因此翻译的体裁同样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创新化的趋势。

同时，因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对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也层出不穷。

如从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学、伦理学和语言学等视角出发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研究。

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3）翻译语言与风格：这一时期，“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被正式确立，翻译的方法众多且系统。

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语言，更加贴近儿童的阅读能力，风格也偏向儿童的喜好。

童真和童趣在这一时期的翻译语言和风格中得到了极大的保留和体现。

改革开放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可谓是中国至今为止儿童文学翻译史上的最大的一次发展高潮。

不仅因为这一时期的译介数量之庞大，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

语言和风格不仅忠实于原作，更为主要的是童真和童趣的极大保留。

最为突出的一点则是“儿童本位”观的证实确立。

二、结语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