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地不服从义务》梭罗

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我衷心接受这句名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

”我也十分希望看到这句话被迅速、系统地实施。

如果该思想被彻底实施，最终将会得到大约这样一个结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这也是我坚信的。

当人们准备好接受它时，这便会成为人们将拥有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

政府至多算某种权宜，可带来方便，但大部分政府通常、所有的政府有时都不带来方便。

我们一直以来谴责常备军。

常备军人数众多，机构繁冗，好采用暴力，所以反对声此起彼伏本为理所应当。

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谴责会指向常设政府，常备军只是政府的一条手臂而已。

政府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人民选举出来执行自己意志的形式，但当人民需要它执行民意时，它却像常备军一样可能被人利用，甚至滥用。

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就不同意这种做法。

现在的美国政府是过去留下来的，但是历史不长。

它始终在努力要把自己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实际上每一刻它都在丢失一些东西，不能让自己完好无损。

它本身不像一个活人那样充满生机和力量，因为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

对人民来说，政府倒更像是一杆木枪。

虽然如此，它却并非完全不必要，人民总是需要这样一种复杂的大机器，听一听它的噪音，以此满足他们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想法。

这样一来，政府们的优势便显露出来，展示出它们是多么有能力去指挥国民，欺骗自己，只为了一己私利。

这样当然很好，我们也必须接受。

但是，这个政府却从未想过促进任何事业的发展，而是身手敏捷地走偏了。

它不去促进国家的自由，也不去稳部的骚乱，更不好好以身作则教化国民。

美国人天生自带的性格，创造了美国人现在所有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政府干扰，他们还会做得更多。

政府作为表达人民意愿的一种工具，是一种可提供便利的权宜工具，人们非常乐意通过它保持彼此独立。

但正如我从前所说，当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宜时，它就最大限度地独立了。

贸易和商业若不是像印度橡胶一样有足够的弹性，就无法跳过立法者们不断设下的一道道障碍。

如果我们根据立法者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那他们真应当同那些把障碍物放到铁轨上的调皮捣蛋者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如实地讲，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比起无政府，我更赞同有一个好政府。

让每个人都说明什么样的政府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将是政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毕竟存在现实原因。

为什么人民一旦掌握权力，便会立刻同意由多数人来进行统治，并持续统治很长时间？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权力，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群体来说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

但是，在诸多政府形式中，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

那么，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多数只决定那些可以根据权宜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

遵守法律就是对正义的尊敬，这种思想并不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是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都有义务去做。

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

法律并不让人正义，一丝一毫都不会，法律只是让人服从自己，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也可能因为严格遵守法律而成为不公的代言人。

那么，对法律的绝对遵守一般会得到何种自然结果呢？你也许看见过一队士兵，上校、上尉、班长、士兵、军火搬运工……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行军，跨过高山，穿过溪流，奔向战场。

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心的意愿，甚至有悖常识和道德，所以，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军，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惊肉跳。

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行动只是一纸军令，是该死的公事，他们在心深处都是渴望和平的。

那么，他们算什么，还是人吗？或许他们只是移动的堡垒、弹盒，在为某些不择手段的掌权者效劳？参观一下海军造船厂，盯着某个水兵，你就知道，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美国政府可以施这妖术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我们在这个海军身上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影子或记忆。

他只是被安排在外面站岗的人，活着。

而有人说得好：他其实早就带着陪葬物，埋在武器堆里了，不过也可能是：没有一声送别的锣鼓，没有讣告，当他的尸体被草草埋进“堡垒”，没有一个士兵为他鸣枪送别，在我们的英雄埋葬的坟前。

大批的人不是作为“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而是作为肉体机器。

这就是常备军、民兵、狱卒、警察、临时兵团等。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他们把自己降格成为木头、泥土或石头。

也许可以大批量制造木头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此，这些人就像卑微的稻草或是一块肮脏的烂泥，还需要什么尊严呢？他们的价值充其量就是一匹马或是一条狗。

然而，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被普遍认为是良民。

其他的那些议员、政客、律师、外交官、高官，用他们的头脑服务国家，却毫无道德观念，可能为魔鬼服务却浑然不知，就好像魔鬼才是他们的上帝。

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人——英雄、爱国者、烈士、广义上的改革家和其他用良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往往都在抵制这些行径，所以统统被它视为敌人。

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不应被降低成一块“泥巴”，只为“挡住墙上的风洞”。

当他脱离世俗、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说：我生来高贵，故受不得奴役，我不比任何人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我不是有用的仆人和工具，不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服务。

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同胞，却仿佛被人们认为无用、自私；有的人只奉献了一点点，却被高歌为恩人、慈善家。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正直之人呢？我回答：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

如果它同时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能承认这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权的存在，即当暴政或无能甚巨，超出人们的忍耐极限时，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抵制政府。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至少现在的情形还不至如此，而1775年的那场革命才适用。

有人可能会告诉我说：政府对运进本国港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征税所以它是个坏政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因为不用进口商品我也照样活得挺好。

所有的机器运转起来都会有摩擦，有的摩擦甚至可以弄拙成巧，其益处抵消了其弊端。

不管怎样，要是有人揪住摩擦不放大做文章，则罪不可赦。

但当摩擦的力量大到控制机器，出现系统性的压迫和掠夺，那么我说，这样的机器我们不要也罢；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打着自由国度的幌子，而其六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奴隶，而一个国家全境都被一支侵略军霸占，被不公地蹂躏，被军法统治，以我个人所见，就算是老实人，现在就反叛和起义都绝对不算早。

使该义务更加急迫的是这个事实：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但侵略军却是我们自己的。

佩利，公共权威，在道德问题上著述颇丰，在他的文章《论公民的服从义务》中，他将所有公民责任都解释为“权宜”，并接着解释说：“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它，也就是说，只要抵制或改变所建立的政府会引起公众不便，那么上帝的意志便是：遵从既定政府。

”一旦认同这个原则，判断每个具体的抵制案例是否正义，便简单多了，也就是一方面计算现存的危险和伤痛的数量，另一方面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和矫正这些危险和伤痛的代价。

他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

但佩利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适用权宜规则的情况：当一个民族或个人必须伸正义时，无论代价是什么。

如果我昧着良心从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手里夺下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么，即使我会死去，也必须把木板还给他。

根据佩利的观点，这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自救的人才应当毙命。

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必须停止征伐墨西哥，即使那样会让这个民族消亡。

各国在行动上支持佩利的观点，但人们真的认为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马萨诸塞州的做法是正确的吗？一个装腔作势的娼妓，穿着银灰色外衣的荡妇，无论如何挺直身体的线条，她的灵魂都在肮脏的泥里拖行。

说实话，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并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方政治家们，而是千千万万的奴隶贩子和农场主们，他们对商业和农业的兴趣远大于对人性的关注，准备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死守阵地，继续非正义地对待奴隶和墨西哥。

我的论战对象不是遥远的敌人，而是那些在家里穿戴整齐、和远处的敌人合作或指挥他们的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我远处的那些敌人本是无害的。

我们习惯地认为，改革发展得这么慢，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统治阶层那一小部分人，并不比被统治的民众有实质上的智慧优势或别的优势。

很多人是不是像你一样优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的善，这种善会让整个面团发酵成功。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自居，却稳稳地坐着，双手插兜，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不做；他们甚至先谈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把自由本身推后；在茶余饭后，他们一边阅读行市价格表，一边看着从墨西哥传来的最新建议，然后，可能就进入了梦乡，枕着价格表和那些建议。

那么今天，正直之人和爱国者的市价又是多少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迟疑了，后悔了，有时也请愿，但他们总不愿积极地做些什么，做了也没啥效果。

他们会等待，端庄地坐着等待，等待有一天别人消除邪恶，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后悔了。

而现在，他们顶多会上交一廉价的选票以示微乎其微的抗议，或对正义表示微弱的支持与良好的祝愿，他们也就这样了。

当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出现，就会出现999个人拥护美德。

但是，和一件东西的真正主人打交道，比起和它的暂时保管者打交道来说，要容易得多。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虽然牵涉道德问题，但其实就像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

投票者的品行不会掺杂在赌局中，人们又不用道德下注。

我投了选票给我认为可能正确的那方，但我并不十分关心我的这个正确选择是否会获胜，我更愿意把它留给多数派去决定。

因此，投票的责任，从来都没有超过权宜的围。

即使人们是为正义投票的，也没有为正义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人们，你希望这一方获胜。

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

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

将来有一天，强势多数最终还是会投票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漠不关心，或是因为奴隶制已经自然衰落到所剩不多，那就索性投票完全废除吧。

最后，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奴隶。

只有扔掉选票以保自由的人，其选票才能真正加速奴隶制的废除。

我听说在巴尔的摩港还是哪里，举行了一场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参会人员主要是编辑或职业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