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文献综述

2011—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文献综述小组作业摘要本文以中国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对2011年-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以时间顺序厘清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对以上所指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回顾，对各学者的观点按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分析、创新驱动战略几个方向进行整理综合。

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述评，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一、引言2011年以来，在实体经济放缓，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中国经济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如期的结构调整，刺激计划带来的后遗症在开始大规模显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没有出现改善的迹象，中国宏观经济所固有的结构刚性有所强化。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政府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动摇，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紧紧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扎实工作，取得了明显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企稳回升过程中，但基础尚不牢固.回顾过去五年，我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逐步转向“结构性减速”轨道。

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从重经济增长速度，切实转变到全面提升质量、微观经济效率、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上；我国经济运行的指导方针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变到全面供给管理上。

二、正文（一）经济增速放缓从2011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宏观经济进入了失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是双重风险并存。

而当前中国已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推进，向高收入国家演进之路不会平坦。

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学者们有诸多不同看法。

尽管我国经济短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张占斌，2016）。

大部分学者则依据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度，通过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认为，中国经济已由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向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高速增长转换，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降至6%～7%的水平。

因此很多学者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持乐观态度。

刘世锦（2012）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的“自然回落”，不同于以往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

郑嘉伟（2015）认为宏观经济在增速放缓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

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的趋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

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

刘元春、陈彦斌（2013）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存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同时也具有在中期内超越“新常态”的积极因素。

他们提出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防止出现“硬着陆”，同时应当在试探中来找寻我国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充分发掘宏观经济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简单教条地让“新常态”悲观主义蔓延。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金碚（2015）。

部分学者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持担忧态度。

张永军（2013）认为当前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低迷的原因是内外需放缓。

郑超愚（2014）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在2013年暂时停滞，并中断2010年以来总体经济景气的扩张过程，而在2013年形成新经济波谷。

卢盛荣等（2014）认为经济结构尚未得到有效调整，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尚未形成，每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时，启动政府主导的投资就成为稳定增长的无奈选择。

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融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这预示着既有经济体制的增长潜力正在不断衰减。

熊晓琳、周江霞、张心语（2016）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新老问题叠加使得经济增长压力前所未有。

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深化阶段不断出现，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瓶颈”。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独特的国情，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都使得经济增长在承受压力的同时具备潜力。

部分学者对增速放缓的原因作出深入研究。

陈彦斌、姚一旻（2012）认为造成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总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

目前，应该从两方面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一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衰减的过程中及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二是积极推进社会改革以降低社会稳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

吕朝凤、黄梅波（2012）建立了一个考虑了以国际利率冲击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冲击、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和政府支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RBC模型，并考察了这些机制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由此得出中国经济波动是急速冲击、劳动供给变动、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国际利率冲击、技术进步和资本利用的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

因此，在分析经济波动和制定经济管理政策时，不能忽视国际贸易、以国际利率扰动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冲击和资本利用的作用。

陈忠实（2016）则认为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下滑以及延续的趋势的制约因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主要动力在削弱，而又不能在短期之内形成新的动力，经济发展速度的短期降低是常态，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新常态，并且要积极谋求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新动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应对得当，就能顺利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重大变革时期。

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姚枝仲（2014）给出了答案，他提出了界定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运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方法；从绝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的现象，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从相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李稻葵（2014）提出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能否突破中等收人陷阱、迈人发达经济门槛的最关键的十年；而造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第一是过早地背上难以持续的泛福利化的包袱，从而税赋过重，财政赤字过大，引发系统性风险;第二是利益集团盘踞，既阻碍了市场力量的发挥也扭曲了政府正常职能的发挥，激化社会矛盾;第三是宏观经济管理不善以及金融体系弊病，诱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发展大幅度倒退。

所以为了更好的防范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做到三点：一是从根子上化解泛福利化的陷阱，二是突破利益集团的藩篱，三是要主动改革，防范金融危机。

但也有学者对我国所处阶段身陷“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提出了疑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2）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陷阱”，因为所谓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还是要防止陷入经济停滞状态。

而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的。

他们主要供体制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描述。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张德荣（2013）认为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原因，分别是：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

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采取的对策，孔泾源（2011）给出了六点建议：一、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三、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四、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六、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蔡昉（2011）认为首先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紧迫性，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最后，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

（三）货币政策在“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经济环境的变化暴露出原有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多重经济风险，如若继续保持传统的数量扩张刺激经济的调控方式，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

随着国内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原有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和实施工具效力受到削弱，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汪川，2015）。

2015年6月底股市暴跌，针对股市大跌，央行多次降准降息，以抑制资本市场大幅度波动，稳定资本市场。

目前在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及当前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和国内外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央行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是基调，积极调整房地产市场发展，在最大限度内挤出房地产泡沫，对资本市场实行去杠杆化的思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货币政策的选择方面，蒋三庚、李晓艳（201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可以有效实现货币政策向资本市场的传导。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该充分考虑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减少监管部门的政策因素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张金城（2014）认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未来金融失衡释放对经济稳定和价格稳定目标的影响，将金融失衡现象所蕴含的重要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罗刚、陈黎明（2012）探讨了当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通畅、调控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对当前货币政策选择的建议:短期维持紧缩态势，通过更为精细化的调控手段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并使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长期则要确定好合适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的调控尽量以间接调控为主。

在“新常态”经济下，不仅需要对传统货币政策进行改造，为了达到结构性调控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汪川，2015）。

201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同时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