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人文化特质和精英人物述略

罗定人文化特质和精英人物述略陈大远关于南江文化，因为是个新课题，很多研究都不够深入，地域界定不清，内容不统一，有些还单看表象和选材各取所需的做法进行研究，往往表述较为混乱。

首先，我们对“南江文化”要有空间的界定。

“南江文化”是区域文化，是指一个盛行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区。

一个文化区拥有各种各样的行为系统，如较为明显的居住形式，特殊的语言，一定的经济体系，特定的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等。

这里面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生态、栽培作物、种族和民族、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语言、水陆交通、文化传承与结构、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

相对来说，罗定是南江文化的核心区，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扩大而影响到周边地区，因此也有人称之谓“泷江文化圈”和“三罗文化圈”。

我们对南江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南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要借助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当地民族的演变历史，中原汉文化传入后所带来的影响，各个时期盛衰变化的原因。

（2）南江文化在岭南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3）南江文化特例的深入剖析，如南江青铜文化，南江古民居建筑，南江习俗文化，信仰文化，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南江农耕文化，重武尚文文化思想，祠堂文化与宗族文化的影响等。

（4）深入研究南江人的文化特征与特质。

在《南江文化析疑》中我曾对南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民族、方言、地名、民间信仰、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文化活动等进行过一些粗略的探讨，同时对南江地理、禾楼舞、南江山歌、南江民居这些特例进行举析，未有对南江文化特质进行研究，提出了“南江是孕育岭南早期文化的脐带，它曾经给岭南带来文明的曙光，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举足轻重，。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南江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活化石。

”的看法。

南江文化是最有古百越文化特色，最先接受中原礼制文化，最早进行民族融合，而又最后完成岭南民族融合的一个特殊文化区域，在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如“海上丝绸之路”的链接，客家文化的南迁，广府文化的西移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江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两者的文化特质有很多共性特征。

岭南曾经是朝廷流放罪臣和徒犯之地，岭南又是个遍地瑰宝的冒险者的乐园，林语堂曾说：岭南人“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刘斯奋在岭南文化讲座中指岭南文化是杂交的产物，它的个性张扬，十分鲜明。

他把岭南文化特点概括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岭南人的务实性、包容性、开放性、冒险性加上世俗性和创新性是岭南多元文化、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特质。

民俗和地域的差异造成了岭南的多元文化，形成了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

广府人受海洋文化影响较大，本土文化惯性力量和外来文化因素不断影响的结果，有富于冒险和开拓创新精神，市民意识浓重，既有很多明显的优点，又揉杂着不少消极的因素。

客家人尤重农耕文化，家族观念浓厚，光门楣、重家声、自强自信、克勤克俭的性格风尚，“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具有尊重妇女的美德。

南江文化是广府民系与客家人两种文化杂交的结合体。

三罗人长期生活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面对艰辛创造了坚韧不拔的特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土著强悍的民性，加上冒险、创新的气质，因而反抗性和斗争性也特别强烈。

他们的性格充满着矛盾，活跃的生命力与老成垂暮的惰性并存。

既有冒险开拓、进取、容纳、模仿、创造的气魄与智慧，又有下意识的保守、柔顺、重家族、轻个人，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准则的愚昧、麻木和奴性。

他们表现非常听活，一旦适逢历史转折的关健时刻，三罗人传统的潜质，又往往会率先爆发出令人瞠目的力量。

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一·二八”凇沪抗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中文教研室《南江文化特质研究》一文，将南江文化特质归纳为三个特点，强悍的生存意识；实用的文化精神；浓厚的地方意识。

最值得商榷的是文中指罗定的机场、铁路建设是农业精神造成的地方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阻碍罗定的科学发展，在和整个地区的合作上表现得不够冷静﹙原意﹚。

笔者认为：南江人创造的文化特质，离不开南江水系的地理环境，而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自然环境也有不同的变化，人的心理素质也有相应的变化。

如明代罗定直隶州建立后，推行“移民占藉”开放政策，大量吸收移民，这些客家人带来农耕文化思想，大修水利，垦荒屯种，清初又在岭南率先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家家生活安定，南江水道航运畅通，冶铁业、种蓝制蓝业、种茶业、竹、木、薪炭各业均有发展，乾隆以后，广东严重缺粮，要从广西、湖南输入稻米，南江水系粮食自给自足，是岭南少有的鱼米之乡，至今仍保留有不少这一时期的乡村建筑。

清末，资本主义入侵，南江流域受到的冲击最大，冶铁业、制蓝业率先破产，农村产业链被打破，水利不畅，土地荒芜，大量的农民要离开家园，外出谋生，其情势有点象近年大量涌入广东的外来农民工。

当时外出的农民主要分三种。

一是肩上扛枪，投身行伍；二是肩扛扁担，组成行商的队伍，金庸小说里称这种特殊的商帮为“龙游”；三是凭手艺行走江湖，后来被称为“走三行”。

南江流域成为了岭南最著名的“穷佬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罗定人大搞水利建没，终结了“十年九旱”的历史，彻底根除了旱患，正当人们庆贺罗定走出灾难怪圈的时候，遇上改革开放，广东很快便进入信息时代，南江水运退出历史舞台，交通滞后的制约使南江流域再度陷入环境恶劣的怪圈，罗定成为广东交通最落后的最不发达地区，罗定人的精神特质决定要寻求出路，机场和铁路的建没呼之欲出，尽管机遇和各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但罗定人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和在恶劣环境下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开拓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

南江文化特质表现在开放、务实、兼容、进取、适应性广泛、生命力特强、处事精明、灵活变通、追求实效、好装门面、不落人后、顶硬上等，但在当时半殖民地经济因素和恶劣环境作用而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投机性和市侩性，这是商品意识过分膨胀而致扭曲的价值观的表现。

由此而来，还有较浓厚的宿命观。

迷信命运，讲风水、敬鬼神尤为突出。

还有就是排他性。

市民意识起着杠杆的作用，拼搏精神和文化创造力，往往表现为感觉敏锐，反应迅速，敢于作种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善于复兴，爆发力好，但往往又耐力不足，定力，持久力不够，使发明创造难以做到生枝叶茂。

罗定人四处飘洎，具有很大的创造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结果就是很好的证明，罗定登记不可移动文物938处，古建筑就有600多处，排在开平之后占全省第二位，开平的碉楼是海外华侨建造，罗定大量明清文物建筑也不是当地生产创造的财富，地下挖不到黄金，天上也没掉下馅饼，罗定人赚的是“外江钱”。

清末以降，罗定人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有罗定精英，每个历史重大转折点都可以找到罗定人的身影，罗定人总是走在前鸦片战争期间，罗定山区走出三位水师提督，吴绍麟、叶常春、潘庆曾为查禁鸦片出力；凌十八起义是“金田起义”的主力，史学家们曾经评价，没有凌十八便没有太平天国；陈瀚洸率领天地会起义，影响遍及西江地区。

辛亥革命期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孙中山的盟友，老同盟会员黄元白﹙增耉﹚领导高、雷、廉、琼地区起义，在罗定组织广东最大的同盟会分会，参加者达千人，革命成功后被选为北京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曾联合通电反对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总统而著名。

陈子楷曾主笔《越华报》宣传革命主张，后任国会一届二期常会参议院议员，曾亲自撰写《讨陈炯明檄文》而深得各界赞同。

同盟会员、新军统领陈乃林﹙雨廷﹚领导了新军的起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州等五大城市率先响应，就读广东公立法政学校的罗定藉学生张启荣站在最前列，组织“广东中上学生联合会”，领导青年学生声援北京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黄裳元、谭璜璋等成立罗定学生留省同学会，创办《泷江学报》，宣传五四新思想，在广东颇有影响。

五四运动后，大批罗定学生、工人投身革命运动，站到革命洪流的前面。

其中留学日本五人，留学法国八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各期，都有罗定学生，大批学生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1923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的唐公强由邓中夏介绍参加共产党，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参加广州起义等革命运动。

就读于广雅中学的谭其满﹙冬菁﹚是广东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924年由邓中夏介绍参加共产党，参加“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新四军任叶挺秘书，组织“民主建国促进会”，1949年十月一日与蔡廷锴、林一元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罗定三位开国元勋之一。

1921—1927中山大学参加共产党的71位学生中，罗定藉学生有李芳春、李友芳﹙伟烈﹚。

李芳春、王铁军入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讲习所学习，后来他们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

1925年，火车司机唐木参加省港大罢工，成为工人运动领袖。

1930年随经商父亲在广西百色读书的陈英参加右江起义，成为红七军中的女干部。

1927年，在罗定中学读书的陈子灼﹙后改名孚同﹚、辛其远﹙后改名志平﹚、邬广汉、陈钜等四人背叛家庭，投身革命运动，被人称为“四大寇”，成为学生运动领袖，陈孚同还和陈泗英等罗定学生组成共青团四人小组，参加广州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

参加国民党的林一元、谭明昭等也成为民主战线的重要力量。

1932年1月28日，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健时刻，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三罗子弟，在上海抗击入侵的日军，重创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中华民族志气，三罗子弟举世闻名。

1938年，刚从学校走出来的罗定学生纷纷投身抗日运动，谭朗昭、焦寿卿、陈本昌主编《三罗日报》，宣传抗日救亡，大批师生投笔从戎，报名参加远征军的十分拥跃，教师吕雄才、焦寿卿等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罗中爆发了学潮，谭朗昭、陈汉源、区映寰、潘焱荣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青年抗日先锋队”。

在各个大小战场上，罗定藉军人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彭佐熙将军率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下坚韧不拔，顽强作战，被誉为当代的鲁宾逊。

黄埔四期毕业生李冠那在南京汤山为国捐躯。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又有大批罗定学生走上战场，不少罗定军人成为战斗英雄、孤胆英雄。

1955年，太西乡农民带头成立第一初级合作社，社长彭华金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罗定人民开展各项水利建设，后又成为广东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罗定人民建设的六大水利枢纽工程和世界上最长的引水渡槽—长岗坡引水渡槽举世驰名，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前来参观，老挝派来了留学生，县委书记郭荣昌也头上带着罗定人的光环从县委书记直接晋升为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