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人文化特质和精英人物述略

罗定人文化特质和精英人物述略

陈大远

关于南江文化，因为是个新课题，很多研究都不够深入，地域界定不清，内容不统一，有些还单看表象和选材各取所需的做法进行研究，往往表述较为混乱。首先，我们对“南江文化”要有空间的界定。“南江文化”是区域文化，是指一个盛行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区。一个文化区拥有各种各样的行为系统，如较为明显的居住形式，特殊的语言，一定的经济体系，特定的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等。这里面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生态、栽培作物、种族和民族、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语言、水陆交通、文化传承与结构、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相对来说，罗定是南江文化的核心区，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扩大而影响到周边地区，因此也有人称之谓“泷江文化圈”和“三罗文化圈”。

我们对南江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南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要借助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当地民族的演变历史，中原汉文化传入后所带来的影响，各个时期盛衰变化的原因。

（2）南江文化在岭南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性和个性。

（3）南江文化特例的深入剖析，如南江青铜文化，南江古民居建筑，南江习俗文化，信仰文化，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南江农耕文化，重武尚文文化思想，祠堂文化与宗族文化的影响等。

（4）深入研究南江人的文化特征与特质。

在《南江文化析疑》中我曾对南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民族、方言、地名、民间信仰、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文化活动等进行过一些粗略的探讨，同时对南江地理、禾楼舞、南江山歌、南江民居这些特例进行举析，未有对南江文化特质进行研究，提出了“南江是孕育岭南早期文化的脐带，它曾经给岭南带来文明的曙光，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举足轻重，。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南江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活化石。”的看法。南江文化是最有古百越文化特色，最先接受中原礼制文化，最早进行民族融合，而又最后完成岭南民族融合的一个特殊文化区域，在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如“海上丝绸之路”的链接，客家文化的南迁，广府文化的西移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江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两者的文化特质有很多共性特征。岭南曾经是朝廷流放罪臣和徒犯之地，岭南又是个遍地瑰宝的冒险者的乐园，林语堂曾说：岭南人“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刘斯奋在岭南文化讲座中指岭南文化是杂交的产物，它的个性张扬，十分鲜明。他把岭南文化特点概括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岭南人的务实性、包容性、开放性、冒险性加上世俗性和创新性是岭南多元文化、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特质。

民俗和地域的差异造成了岭南的多元文化，形成了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广府人受海洋文化影响较大，本土文化惯性力量和外来文化因素不断影响的结果，有富于冒险和开拓创新精神，市民意识浓重，既有很多明显的优点，又揉杂着不少消极的因素。客家人尤重农耕文化，家族观念浓厚，光门楣、重家声、自强自信、克勤克俭的性格风尚，“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具有尊重妇女的美德。南江文化是广府民系与客家人两种文化杂交的结合体。三罗人长期生活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面对艰辛创造了坚韧不拔的特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土著强悍的民性，加上冒险、创新的气质，因而反抗性和斗争性也特别强烈。他们的性格充满着矛盾，活跃的生命力与老成垂暮的惰性并

存。既有冒险开拓、进取、容纳、模仿、创造的气魄与智慧，又有下意识的保守、柔顺、重家族、轻个人，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准则的愚昧、麻木和奴性。他们表现非常听活，一旦适逢历史转折的关健时刻，三罗人传统的潜质，又往往会率先爆发出令人瞠目的力量。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一·二八”凇沪抗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中文教研室《南江文化特质研究》一文，将南江文化特质归纳为三个特点，强悍的生存意识；实用的文化精神；浓厚的地方意识。最值得商榷的是文中指罗定的机场、铁路建设是农业精神造成的地方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阻碍罗定的科学发展，在和整个地区的合作上表现得不够冷静﹙原意﹚。笔者认为：南江人创造的文化特质，离不开南江水系的地理环境，而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自然环境也有不同的变化，人的心理素质也有相应的变化。如明代罗定直隶州建立后，推行“移民占藉”开放政策，大量吸收移民，这些客家人带来农耕文化思想，大修水利，垦荒屯种，清初又在岭南率先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家家生活安定，南江水道航运畅通，冶铁业、种蓝制蓝业、种茶业、竹、木、薪炭各业均有发展，乾隆以后，广东严重缺粮，要从广西、湖南输入稻米，南江水系粮食自给自足，是岭南少有的鱼米之乡，至今仍保留有不少这一时期的乡村建筑。清末，资本主义入侵，南江流域受到的冲击最大，冶铁业、制蓝业率先破产，农村产业链被打破，水利不畅，土地荒芜，大量的农民要离开家园，外出谋生，其情势有点象近年大量涌入广东的外来农民工。当时外出的农民主要分三种。一是肩上扛枪，投身行伍；二是肩扛扁担，组成行商的队伍，金庸小说里称这种特殊的商帮为“龙游”；三是凭手艺行走江湖，后来被称为“走三行”。南江流域成为了岭南最著名的“穷佬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罗定人大搞水利建没，终结了“十年九旱”的历史，彻底根除了旱患，正当人们庆贺罗定走出灾难怪圈的时候，遇上改革开放，广东很快便进入信息时代，南江水运退出历史舞台，交通滞后的制约使南江流域再度陷入环境恶劣的怪圈，罗定成为广东交通最落后的最不发达地区，罗定人的精神特质决定要寻求出路，机场和铁路的建没呼之欲出，尽管机遇和各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但罗定人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和在恶劣环境下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开拓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

南江文化特质表现在开放、务实、兼容、进取、适应性广泛、生命力特强、处事精明、灵活变通、追求实效、好装门面、不落人后、顶硬上等，但在当时半殖民地经济因素和恶劣环境作用而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投机性和市侩性，这是商品意识过分膨胀而致扭曲的价值观的表现。由此而来，还有较浓厚的宿命观。迷信命运，讲风水、敬鬼神尤为突出。还有就是排他性。市民意识起着杠杆的作用，拼搏精神和文化创造力，往往表现为感觉敏锐，反应迅速，敢于作种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善于复兴，爆发力好，但往往又耐力不足，定力，持久力不够，使发明创造难以做到生枝叶茂。

罗定人四处飘洎，具有很大的创造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结果就是很好的证明，罗定登记不可移动文物938处，古建筑就有600多处，排在开平之后占全省第二位，开平的碉楼是海外华侨建造，罗定大量明清文物建筑也不是当地生产创造的财富，地下挖不到黄金，天上也没掉下馅饼，罗定人赚的是“外江钱”。清末以降，罗定人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有罗定精英，每个历史重大转折点都可以找到罗定人的身影，罗定人总是走在前

鸦片战争期间，罗定山区走出三位水师提督，吴绍麟、叶常春、潘庆曾为查禁鸦片出力；凌十八起义是“金田起义”的主力，史学家们曾经评价，没有凌十八便没有太平天国；陈瀚洸率领天地会起义，影响遍及西江地区。

辛亥革命期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孙中山的盟友，老同盟会员黄元白﹙增耉﹚领导高、雷、廉、琼地区起义，在罗定组织广东最大的同盟会分会，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