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政治思想

魏源的政治思想一、概况魏源（1794一1857）字默深，出生于湖南邵阳，是与龚自珍齐名的文学家，著名爱国者，维新思想前驱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较有成果的历史、地理学者。

他早年在家乡，读书、教书，参加科举考试，走的是一般富庶家庭子弟惯走的道路。

他十九岁赴北京，开始接触社会，1822年中举，后任内阁中书。

他遍游中国各地，结交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等。

1825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代编《皇朝经世文编》。

①它加深了魏源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强化了他的经世意识，对他日后编撰集大成性的世界地理巨著，不无启发意义。

鸦片战争中，他参与了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对英国清况有一定了解，并据英国俘虏安突德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这位素抱经世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刺激很大。

1841年，当被贬黜的林则徐嘱他在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时，他欣然从命，并在翌年编定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

以后，他不断修订、增补，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扩大为100卷，凡88万字。

①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全书120卷，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系统清理、总结了清代道光以前的经世学说。

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海国图志》的鲜明特色。

魏源在叙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还特设《筹海篇》二卷、《筹海总论》四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都没有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国人最直接的刺激是船炮不如人。

魏源于此，非常留意。

除了在述及各国情况时注意介绍军事情况外，从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五，他以整整12卷的篇幅，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制法、用法。

这在此前此后各种世界地理著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不合通常编书体例的作法，正是特别强烈的经世意识的体现。

魏源本是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人，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心。

他在1845年才中了进士，年已五十有二，以后官位也不高，仅做过知府、知州等很难有太大作为的地方官。

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痛切感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

他曾激烈攻击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利、名于一身的最自私的人；上下隔阂的专制影响上情下传、下情上达，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呼吸到西方吹来的新鲜空气，他以前郁积胸中的不满，便化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颂倾泻出来。

他在介绍英国情况时，花了不少笔墨于议会制度，指出英国国家大事，均需经巴厘满即议会议允，不是国王独裁，“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凡条例更改，职官增设，税饷、货币增减等关涉国计民生之事，都是由国王颁行议会，有议会交各具体部门执行。

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年都由议会在年终审查，然后决定各官黜陟。

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实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办法。

百姓对于政府，享有监督权利，各种意见可刊于逐日印行的新闻纸上，各官宪政事有失，百姓可以议论批评。

在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上，与中国专制制度反差最大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魏源以整整五卷的篇幅介绍美国。

他在尚未专述美国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劈头就是一段美国赞歌：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宫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

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

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书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倡日后洋务运动之先声。

书中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颂，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不无启发意义。

当然，其影响最主要方面，还在于世界知识。

在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被公认为中国人所编世界地理著作中最好的两部书。

一大批从事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都受过此书的影响。

左宗棠曾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对这位湖南同乡的名著推崇备至。

康有为自称，他对西方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与《海国图志》的影响很有关系。

《海国图志》出版不久便传到了日本。

1850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传入日本，被明治维新以前保守的日本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发售。

1853年，又有《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基于同样原因，仍被禁止。

其理由都是书中写有西国事情，“有违禁之词”。

1854年，日本由锁国变为开放，《海国图志》适逢其时，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锁钥，大受欢迎。

这年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其中7部被朝廷留用，另外8部被允许出售。

从1854年到1858年间。

形形色色的《海国图志》翻刻本竟达二十多种。

正像在中国，《海国图志》等书，对以学西方、图自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有催生作用一样，《海国图志》之东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有积极的影响。

对此中日学者有一致的看法。

中国学者说：魏源作《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

日本学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学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①。

二、政治思想②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是影响魏源政治思想的主要因素。

作为鸦片战争时期先进思想家的重要代表,魏源的政治主张中积极表现出了一种比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魏源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议政、广开言路的先进主张。

在著作中,魏源还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了赞美和向往之情,为古老封建的中国第一次引进了民主的新观念。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魏源的资本主义倾向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看法也有失偏颇,但仍展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

（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师夷长技的”主张魏源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成就，是反对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和与此相联系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

魏源亲自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

战争教育、惊醒了中国人民，也打开了一部分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眼界。

鸦片战争中，①选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隆回县文化局提供的资料。

魏源有机会从前线抗敌斗争中，看到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敌救国的英勇事迹。

在人民群众抗敌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坚持了民族正义，站在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一边，极力主张抗敌救国。

在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中，着心留意军情，尤其注意总结内河防守的经验，努力筹思抗敌的大计。

他称许人民抗敌斗争的英勇杀敌精神，和反侵略的壮举，是“揭竿俄报郅支围，呼市同仇数万师”。

魏源极其憎恶穆彰阿、琦善之流的卖国投降言行，指责他们丧失民族大义，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误国害民。

说他们是“全凭宝气销兵气”。

怒斥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向侵略者赔款乞降的罪恶活动。

投降派厚颜无耻地说，对侵略者要“结以恩德”，报以“仁慈”。

魏源严正地指出，投降派的无耻谰言是“误人家国”。

对于犯我边疆、侵我国土、渔肉我乡里、屠戮我人民的侵略者，绝不能讲“仁慈”、“恩德”，只能“以甲兵止甲兵”。

他不仅揭露了投降派假口仁义、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而且明确地阐明了以正义的武装反抗非正义的武装侵略的原则。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与剧烈变化。

中国从此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渊。

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痛苦，把如何救国救民这个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

思想学术界，人心愤激，爱国志士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议论抗敌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事。

魏源认为，这是一个“凡有血气者所宜慷慨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问题。

他呼吁：应当深自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更好更有效地抵御外侮。

围绕这个中心问题，魏源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主张。

首先，魏源总结人民群众自发地抗敌斗争和他在浙江前线筹议、指挥抗敌战事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我之长，削敌之短，致敌于死命的思想。

他认为，敌人虽然船坚炮利，武器精良，但是它远离后方，供应不济；我们的火器船舰不如外人，但是有内河内地做凭借，与其战敌人于海上，不如诱敌深入我境内，在海口和内河上同敌人周旋。

这样，就可以使敌之长处无可施其伎，变为不利；我则能发挥长处，避其所长，攻其所短，变不利为有利。

因此，他说：“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同时，人民群众与地方绅商有抗御外敌的积极性，有助我们因地制宜。

因此，他又说：“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

他肯定了广东、台湾、澳门人民抗英斗争成绩，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恃民心，用民力”的思想。

其次，魏源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指出，对于外国侵略，一定要坚决抵抗，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是盲目排斥。

他认为，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首先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这是战胜外敌，富国强兵的重要条件。

他说：“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不了解敌情怎能制胜呢？魏源的著名口号是“师夷长技”，其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以为我之长技。

”这就是说，第一，是为了对付外敌的侵略；第二，是为我所用，引进外国“长技”，变成自己的东西。

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想法。

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和具有初步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便强国御侮的共同愿望。

它对于闭锁孤处，固守传统偏见，囿于九州而不知“寰瀛之大”的保守势力、保守思想，起了震惊的作用；对于迂腐可笑的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看做“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愚妄滥调，是有力的批驳。

再次，魏源认为，为了强国御侮，不仅要学习西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本民族的军事工业，改进中国的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加强国防能力。

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和实施的方法。

例如，西方的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都要学习。

在沿海（例如广东）设造船厂、兵工厂，聘请法国和美国技师，传援技术，一方面造船、制作武器，另一方面，培养训练技术人材，包括教练驾驶战舰、“演炮之法”等等。

此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里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要积极地学习、引进和制造。

魏源在当时是眼光开放的，也是具有长远理想的。

他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工商业和国防，保卫国家，供给民需，使中国从落后的闭锁状态下转变为“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繁荣强大的国家，使落后的东方中国赶上强盛的西方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