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 完整版

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完整版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狱，昏暗的油灯下，一代大儒黄道周身穿满沾血渍的囚衣，正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在微黄的宣纸上，用楷书写下《孝经定本》，一笔一画，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躬着身子静候着，当他微微颤颤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黄道周因解学龙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后在狱中的情景再现。据记载，黄道周在狱中十五个月，共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让狱卒持去，以表酬谢。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经定本》楷书册，就是其中一本。黄道周为什么会在狱中忍着肉体之苦默写《孝经定本》？为什么他会如此衷情《孝经定本》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孝经》是怎样的一部经典。顾名思义，《孝经》就是论述“孝”的经典。此书突出“孝”这一精神内核，从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是把“孝”确定为上天规范的范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万德之源，帝王可以“孝”治理天下，臣民可以“孝”持家立身。二是首次将“孝”与“忠”辩证联系起来。“忠”是“孝”的发

展和扩大，“孝悌之至”便可“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三是对如何践行“孝”作了系统规定。主张“孝”要贯穿于人的行为举止，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父母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四是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据传，《孝经》是孔子所作的儒家伦理学著作。经后人考证，此书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唐时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自汉以降，至清代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社会纲常、维护社会太平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黄道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恰是明王朝，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激烈抖动之时。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朝中期，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牢固占据统治地位。但其内在矛盾，也就是发展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亟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释放。此时，在明王朝统治下，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悄然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

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早期启蒙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王朝统治阶层经不起金钱、商品的侵袭，从皇帝到大臣，自上至下刮起一股大肆搜刮钱财的风气。嘉靖皇帝一心炼丹修道，对那些支持他修仙的大臣，诸如素有“钱痨”之称的严嵩父子，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下来的万历皇帝，那是“酒、色、财、气”样样占。天启皇帝更是昏庸无能，放任阉党乱政，搜刮民脂民膏。一代权相张居正大力推行变法，但其生活极为奢华。上有所好下必仿效，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虽然偶尔出现了像海瑞这样清官，但毕竟那是晦暗中的一颗明星，根本没办法照亮整个社会。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扼制和整治官僚的贪欲和腐败，直至晚明，士人的无耻与好货现象非常突出，在史册中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金瓶梅》道不尽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礼崩乐坏的荒淫社会芸芸众生相。

不知是历史的幸运，还是黄道周的不幸。黄道周这样的一代大儒竟然生于如此大厦将倾的晚明末世。古之圣贤，以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黄道周在这条路上走得何其艰险，时时有杀头的危险，他却依然以漳浦人固有的执着，一直深信圣贤所立的“纲常”“节义”是支撑起大厦的精神支

柱,一直深信“忠”、“孝”是安身立命的指针，是净化社会灵魂的济世良方，尤其是把《孝经》这部儒家伦理经典奉若圭臬。早年，黄道周开始整理《孝经》，作《孝经定本》，后在狱中书写一百二十本派送。崇祯七、八年在漳州榕坛讲学时，作《孝经本赞》，入狱后，作《孝经辩义》、《孝经颂》、《盛世颁颂》。在《四库全书》中收录了黄道周专门阐述《孝经》的论著——《孝经集传》，是在入狱前编撰，遇赦归家后修订而成四卷。另作《孝经外传》一卷。

从黄道周门人的笔记中可以看到，黄道周做《孝经集传》的目的，在于阐发《孝经》的五大社会功能：一是“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二是“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三是“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四是“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五是“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这是黄道周把《孝经》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也是其一生维护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体系的初衷。在《孝经集传》中，黄道周遵从儒家正统地位，强调“孝”在“学问”、“致治”、“治乱”、“尚质”和防“乱常”方面的重要地位。

黄道周在《孝经集传》序中强调：“《孝经》者道德之渊源，

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在黄道周看来，人的道德，源本于“孝”，而行诸于“礼”，而终于“行”。“孝”是道德“教”化的根源和本质。他说：“教本于孝，孝根于敬，敬身以敬亲，敬亲以敬天，仁义立而道德从之。”他进一步把儒家孝道理论构建在唯物思想平台之上，认为“孝”是与人之自然本性对等的一种物的存在。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理论创新。在《孝经集传》中，对于行“孝”的问题，黄道周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孝“始于事亲，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终于立身，道在百世。为人子而道不著于家，为人臣而道不著于天下，身殁而道不著于百世，则是未尝有身也。”作为一个人，活着不尽孝道，则死后道便不存，这样的话人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

黄道周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言行一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一直希望，朝野上下如若能够由“孝”到“敬”，由“敬”而“亲”、而“天”、而“道德”，是可以用“孝道”净化社会灵魂，稳固朝野纲常伦理关系，改变明末那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走上政治舞台后的起起落落，多是与维护孝道纲常有关，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废除跪着膝行为皇帝“展书”说经，为的就是维护师道之尊严。第二次是在辽东事件中，他不揣冒昧，连上三疏直谏，为钱龙锡鸣冤，却被连降三级，最后不得不挂帽“乞休”。第三次是由于杨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