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

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

蹇河沿

关健词：中西方悲剧哲学文化差异

内容提要：中西方悲剧的差异体现有其深刻的文化哲学原因。1。从认识基础来看，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主客对立，中国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从而奠定了中西文化最基本的区别。2。从产生悲剧的根源来看，西方悲剧根植于西方人追求生命之终极，而这个终极最终又不可得的生存焦虙，而中国传统悲剧则产生于理想社会和真实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3。从悲剧理想上来看，西方人希望借助悲剧之悲烈，否定现象生命，通达绝对生命，最后实现生命的超越。而中国的悲剧，力图通过悲剧之故事，建立一种可能达到的理想人格——其本质是圣人圣心的道德人格。4。从悲剧的表现形式方面来，西方人对语言的崇拜导致了完全以对话为主的戏剧艺术（话剧），表现西方人对语言的绝对依附。而中国传统思想则认为“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对语言的局限有深刻认识，所以中国传统戏剧总是以歌舞言为一体，使戏剧脱离对语言对完全依附和控制。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之间的差异性是显然而见的。这种差异从观念、内容、审美追求、艺术表现形式全方位体现出来。这种差异是本质的，不是现象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断的艺术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本文力图从文化和哲学方面去探寻其本质原因。

一．认识基础——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本体）作为认识对象，确定其主客的划分，认识和哲学因此产生。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甚至将其绝对化，进而形成主客间的强烈对立。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作为人的系统具有认识的主动性和变化性，同时也具有不可摆脱的局限性，而自然万物则是由上帝早已经安排好的，是固定的、完美的、永恒的，具有至高无尚的绝对性。人运用人类才具备的理性思维，去触摸、接近那个永恒完美的永恒，却又发现永远不能真正企及和穷尽这个完美的永恒，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

正因为这样，古希腊最早出现的一批自然哲学家，他们为世界万物到底是由什么基本物质构成而喋喋不休。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逻辑学》这一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学科，力图以最科学、最精密的思维方式，去揭开事物的秘密。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的本质构成、社会的本质构成、人的本质构成等等问题，他们以一种科学的姿态，以手术刀似的精密和确定来解析面前的大千世界。

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绝对的主客对立。与之相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世界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八卦再推縯出六十四卦，世间万物便都包含其中了。《易经》用“乾”与“坤”两个简单的汉字把天地的秘密都包罗，道家用“阳”和“阴”同样简单的两个汉字把所有的真理穷尽，而儒学则以“天道”与“人道”的对应阐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汉儒董仲舒更是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与西方世界的那种主客分离和物我对立的认识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中国人关注的不是事物那个绝对的本质，而是关注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的思想家力图去消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抛开物质生命的限制，象庖丁一样物我两忘，或象大鸟那样“逍遥游”——游于天地之上，万物之间，最终“逍遥”于主客关系之上。

在中国人认知观里，体悟比认识更为重要。认识是静态的，主客相对分离。而体悟则是动态的、主客相溶，难以明晰划分和精密确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关汉卿）物我感应，物我相知，天人浑然一体，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基础。

中国人认为，认识事物是小智慧，体悟事物才是大人生。“悟”的历程便是从物我相溶最终达到物我皆忘的崇高境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是这种境界最生动的描写。

所以中国的传统艺术不重写实，重写意，不种形似，重神似，不重以还原事物为准则的“真”，而更重事物人格化的“善”和“美”。眼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而胸中之竹又不是画中之竹。所以，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意境”，而不是“摹仿”。传统文艺理论重感知，不重逻辑，重个人体悟不重严密的体系构造……

对于中西两种不同的哲学起源，我们不能作一个高低的评价。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源，其罪因应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此言或许有理。但正是中国人这种独特的思维才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当然也包括戏剧艺术。

西方人强调主客的分离，强调对对象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对事物的“真实性”无限痴迷，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色彩，这也是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方悲剧较之中国悲剧更为深刻、更能作用于观赏者头脑的根本原因，并藉此暗中隐含对中国传统悲剧艺术的贬低，认为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其实这种贬低是有失公平的。由于中国的哲学不强调主客分离，而强调主客的交溶，所以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显得不那么重要，在中国人深层意识里，理性认识并不能真正通达真理的彼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真理不能被言说，也不能被概念命名。比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心灵净化和对情感的维护，希望万事万物最终能够亨通、和谐。理性所追寻的事物真实性，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具有绝对性质和本体意义。

因此，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悲剧艺术的确不具备西方悲剧那种理性认识的深刻性，也缺少对一些悲剧成因更深刻的终极追问。在中国人看来，对事物“真”的痴迷、对事物绝对意义的本质探寻，远没有对“善”的维护、对精神“和谐”意义的追寻来得重要。“发乎于情，止乎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致中和”。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和谐、灵魂的安祥才是中国传统悲剧最想追求的东西。

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最重要的审美形态是崇高，什么是崇高？在康德看来，崇高不只是在力于量两方面被绝对地表现出来，而且：“美好象是被认为是一个不确定的悟性概念，崇高却是一个理性的概念表现……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并且不断地被反复拒绝着。”（《判断力批判》83页，商务印书馆，64年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康德表述的两组概念：悟性——理性，吸引——拒绝。按照康德划分的这两组概念来表述中西悲剧，西方悲剧更强调理性，中国悲剧强调悟性；西方悲剧更强调拒绝，中国悲剧更强调吸引，因此中国传统悲剧的审美形态是揉合“崇高”和“美”的特殊审美形态——“壮美”，而不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崇高。

也正因为这样，西方传统悲剧的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让激荡的心灵得到平复，这恰恰也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但他们恰恰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悲剧并不强调西方悲剧那种绝对的审美形态——崇高，而是强调别一种审美境界——“中和之美”。

主客的分离往往带来的是主客之间的强烈对立。在西方的悲剧艺术中，导致悲剧的根本性原因往往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这种不可抗拒、不可逆转一直到悲剧结束，成为西方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