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经济思想浅析

康有为经济思想浅析

作者：江筱薇/孔祥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3日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经济思想的探讨，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整个经济史的研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康有为本人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专门的经济论著颇少，人们不免有巧妇无米之感。最近，笔者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之下，查阅了康有为戊戌变法时进呈光绪皇帝的《列国政要比较表》一书（亦称《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本文拟围绕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对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予以剖析。

一

《列国政要比较表》（以下简称《政要表》）是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际，康有为赶写出来的一部重要的经济著作。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用数字对比的方法，说明当时中国封建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试图讽劝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努力完成经济方面的改革，尽快改变那种“民数以吾为冠，而贫困以吾为殿”(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戊戌进呈本），《第六各国商务比较表》（以下本文引用此书只注篇名）。)的落后状况，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部著作，在康有为的弟子张伯桢所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曾有所记载：“列国政要表，每表一序，另进呈有折，戊戌七月奉旨令进呈，八月抄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0页。)多年来，人们研究康有为经济思想，虽然经常提到它，但始终未能见到原本。

那么，康有为这部重要著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进呈给光绪的呢？就目前资料所载，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上引张伯桢所说：“戊戌七月，奉旨令进呈。”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在六月底议覆六月二十七日徐致靖请开编书局的奏折中，已提到此书。孙折云：“又查康有为编成《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列国比较表》、《日本书目志》业已进呈御览，其各国变政之书，亦拟陆续写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5页。)可见，说它七月进呈是没道理的。

其二，《康南海自编年谱》说，光绪于颐和园仁寿殿破格召见之后，康有为于五月“初一日乃具折谢恩，并再陈‘大誓群臣、统筹全局、开制度局’三义，又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并进呈孔子改制考……附呈列国岁计政要，疏留中。”(《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7页。)这里康有为明确提出此书于五月初一日进呈。但是，参酌《杰士上书汇录》中所载戊戌五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康有为此折五月四日方由总理衙门递呈。)康有为所上《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和《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折》(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故宫博物院藏），卷二。)，所述内容与年谱所记略同，但原折只提到进呈《孔子改制考》，并未提及此书。且年谱所记书名与原书名称不尽相同，故疑系年谱所记有误。

其三，亦出自《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时上（指光绪）频命枢臣，催所著各国变政书……六日（月）进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七日（月）进法国变政考。”(《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0页。)康有为此处又说为六月进呈。参酌孙家鼐的复议编书局折和其它档案材料，可以认为此书于戊戌六月进呈是可信

的。因为当时维新运动已形成高潮，光绪迫切需要了解各国变法情况以作借鉴。康有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此书进呈给光绪的。

故宫博物院所藏《政要表》系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写呈的原本，一函一册，全书均系白纸墨笔抄写，字体前后不尽相同，象康有为的其它进呈本一样，由他本人撰写，弟子们代为誊抄。全书由序言、比较表格及按语三部分组成。该书共收录了各种不同内容的表格十三种，计有：第一、各洲诸国名号表；第二、各国比较地数表；第三、各国比较民数表；第四、各国比较每英方里人数表；第五、各国比较学校生徒人数表；第六、各国比较商务表；第七、各国比较铁路匀算方里表；第八、各国比较电线匀算方里表；第九、各国比较出洋轮船夹板装载吨数表；第十、各国比较邮政进款表；第十一、各国比较国债钱粮，并以钱粮抵还国债表；第十二、各国比较教民表；第十三、各国比较铁甲快船表。康有为在每张比较表之后，均以“臣有为谨按”的形式，结合表格内容，加进了长短不一的按语，借以表达自己的经济主张。

康有为对列国政要比较是极为重视的。他的这种思想在此前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已有明确表述。他说：“各国岁出入皆有会计录布天下，日本昔无此制，”但明治维新之后“乃行之。”(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下同），卷六。)康有为认为，将国家的经济状况公之于众，“与民共之，令一国之民皆知其嬴余不足，出纳度支而后不足，则国人知忧而补助之”。(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下同），卷六。)康有为还主张国家应将铁路、农、工、商业，年年与外国加以比较，使全国百姓借此“以觇国事、政事、学业之得失盛衰，视其消长，以为法戒，又可以耸动其心。”(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显然，康有为编撰、进呈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耸动”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使之“悚然戒惧”，锐志更张，以利于新法的顺利施行。

二

康有为在《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折》中曾向光绪皇帝表白：“臣所著书，或旁采外国，或上述圣贤，虽名义不同，务在变法，期于发明新义，转风气，推行新法，至于富强。”(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三。)那么，在这部重要著作中康有为“发明”了哪些新义，这些新义对变法的指导意义何在？

首先，康有为痛切地陈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中国、在亚洲，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论述了经济上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康有为用大量事实说明，以前那种舟车不通、各不相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统自尊的思想应彻底抛弃。他说，在整个世界上，亚洲开辟最古，有着中国、印度、波斯这样的文明古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东来，许多国家先后被荷兰、葡萄牙、英国、俄国、法国所吞并，“而我（洲）数国中，惟日本变法骤强，暹罗亦将兴焉，余皆耗矣。哀哉！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自古虽有兴废，而未有铲除削变若今之甚者也。览吾洲国统之衰，能不耸哉？”(康有为：《各洲诸国名号表》按语。)康有为继续指出：面对泰西相逼、列强环伺的新形势，中国既不能跳出大地之外，又不能为闭关之谋，只能够向西方学习，奋起直追，与列国互为比较，争雄竞长，才能够御外侮，止分割，扶危定倾。他认为，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尊胜而无与比，安怠傲而不求进。”(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他说：“凡物进退嬴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

高下、大小俱不见，独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康有为极力讽劝光绪将中国情形与外国“合而比较”，认清差距，迎头赶上，明白“今为列国竞长之时，则必以列国竞长之法治之，而不参以分毫大一统之旧”的道理，“翻然变计”，(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全面维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打破一切“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康有为在《政要表》一书中的许多按语，说明十九世纪末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腐朽不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用康有为的话来说，这就叫作“势既相逼，不能中立。”(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 其次，康有为在这部著作中还论述了经济方面的改革不能单独实行，必须与政治方面的改革同时并举，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康有为在《政要表》一书中，虽然是以分析比较各国的经济状况为主，但也有不少地方或直接，或隐晦地将抨击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政体，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直接参与清政府的中央决策机构制造舆论。他声泪俱下地告诉光绪，当前事势之急，间不容发，胶旅既弃，门户尽失，哪里能够再迟疑呢？他希望光绪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图样，“按迹临摹”，(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对传统的祖宗之法实行大胆改革。其具体措施则是开制度局于宫中，拔通才以济时艰，百废庶政，一切更始。而要将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推行下去，取得成效，则必须坚信和依赖维新派，不拘资格，委以重任。他说，“诗云，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究所以然，其辟也，维新变法之故；其蹙也，守旧不变，或少变而不全变，缓变而不骤变之故。然则辟国自辟之，亡国自亡之。而守旧者尚操不变之论，或谓应少变、徐变，国家虽不采是说，而犹用其人，是虑亡之稍迟而速之地。”(康有为：《各国比较地数表》，按语。)显然，康有为所说“操不变之论”者，指的是徐桐、刚毅以及他们的后台慈禧等顽固派，他们深闭固拒，死不进步；而持“少变、徐变”论者，则是指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他们“徒糜巨款，无救危败，”(《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78页。)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修修补补。康有为认为推行新法，绝不能依靠这些人。尤其是对于从政治上阻挠新政的“守旧之徒”，应坚决将他们抛弃。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泥守中国一统旧法，采择一统时之旧书，以施之诸强竞长之时。”(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如果采用他们那套办法，“是犹病寒而投热剂，乘车而渡大水也，岂惟无益，适足促其亡也。”(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

康有为还在许多按语中，表露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向往之情。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有“若是之土地、财赋、学校、商货、兵卒、铁舰、铁路、电线”，并非只是因为那里的统治者诱之有方，励之有法，根本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优越，是因为那里“上下相亲，天下为公”。(康有为：《各国比较国债、钱粮，并以钱粮抵还国债表》按语。)“若夫美英国债之重，而国民不苦之者，彼皆民债，上下相亲、相信，与其寄资它所，不若寄之国也……故有国者，务在爱民而教养保护之，与其农工商矿之政，国欲不富，不可得矣。”(康有为：《各国比较国债、钱粮，并以钱粮抵还国债表》按语。)康有为的这些

按语反映了刚刚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求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尽快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我国的迫切要求。

再次，康有为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和建议，希望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重起天地，再造日月”，经济上亦应举国奋跃，努力向上。这些主张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康有为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主张逐步地用商品经济代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商品经济不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所造成的。康有为早在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中就尖锐地指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5页。)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一方面大量倾销商品，攫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加紧向中国输出资本，在内地设厂制造。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经济侵略的日益加剧，顽固派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在重弹“重本抑末”的老调，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恐利不可凭而民业日荒，民心日涣，害且有不可胜言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御史潘庆澜《敬陈管见折》。)康有为在《政要表》一书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统之富不外泄，其利在农；列国之富在竞争，其富在商。国之贫富视其商务之多寡而可见矣。”(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西方各国都设有商务大臣，有商会、商学、商律，又有“商务比较场”，“赛珍会”；并专有“领事以查万国之货，有兵轮以护商旅之行，”(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因此，才会出现商务繁荣，各业兴旺的局面。康有为对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了分析比较后很有感慨地说：“法、德、美民数仅当吾十一，而出入口货乃十倍于我，是富百倍于我也。”(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甚至象暹罗这样的小国，人民五百万，“不能当吾一大郡”，而出入口货却比中国还多数百万，“暹罗少变法，其富盛如此，”中国何以不能呢？他尖锐地指出：“举大地最贫之国，以民数匀计之，无有若吾中国之贫者。”(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观，势必有一天被列强吞没。因此，康主张中国只有尽快发展商业，与列强展开竞争，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及被灭亡的危险。

第二，康有为非常强调发展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并把生产的进步视作商业繁荣的基础。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务之所以兴旺发达，“其源则在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应向西方学习，在努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尽快发展民族工业和商业。

兴修铁路的利弊，是近代中国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康有为认为，修建铁路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他说：“觇国者不觇其智愚、富贫、强弱，但觇其铁路之多寡而知之。”(康有为：《各国比较铁路匀算方里表》按语。)在《政要表》中，康对各国兴修铁路的情况作了详细比较，指出：比利时仅相当于中国一府之地，而铁路修筑了万余里，难怪“其富亦冠大地哉”；美国铁路有五十六万里，“故其民极智极富”，(康有为：《各国比较铁路匀算方里表》按语。)自同治十三年后，光绪即位以来的二十四年中，英、俄、德、法的铁路增长了一倍有余，意大利、秘鲁、路曼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增长了三倍，智利、加拿大、土耳其增长五倍，澳洲、科仑比亚（哥伦比亚）增长二十倍。中国在同一时期，号称“中

兴”，举办了数十年的洋务新政，而铁路的修筑却少得可怜，他说“我中国既在万国之末，又数年不能一举事，可异矣！”(康有为：《各国比较铁路匀算方里表》按语。)

康有为对船舶工业亦十分重视。他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是离不开轮船的。“国力之能加于外者，惟轮舰，英最盛以此横绝大地矣”(康有为：《各国比较出洋轮船夹板装载吨数表》按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发展造船业很早就开始注意。在二十多年中，希腊这样的小国，由八艘骤增至千余艘，发展尤快；德国由二百骤增至二千六百，名列第三，“可谓泱泱雄风哉！”(康有为：《各国比较出洋轮船夹板装载吨数表》按语。)中国却没有一船出洋，这与一个“万里大国”的地位实在太不相称了。

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尽快发展邮政事业。他认为“通邮寄书生人所一日不能废者”，“太古之世，民足迹不出乡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无所用邮政。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万国交通，轮泊萦驰，出游者日多，则邮政日要。”(康有为：《各国比较邮政进款表》按语。)国家只有尽快发展邮政事业，方可“上下交便”。

第三，康有为主张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努力培养、造就本国的技术力量，认为这是“富强至计。”

他多次上书，要求设立学堂，广开风气，造就为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他指出：“今万国之势，竞智不竞力，竞生徒不竞兵伍，”(康有为：《各国比较学校生徒人数表》按语。)“欧洲各国莫不竞励学校。其学校疏而生徒少者，弱且亡之国也。”(康有为：《各国比较学校生徒人数表》按语。)他希望清统治者多方劝励人才，奖募创新，以便与列国比较，竞而胜之。

对于洋务派所办企业中依赖洋员、洋匠，不注重培育本民族的技术力量的愚蠢做法，康有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招商局开设数十年，而驾驶一切尚皆用外人，是虽有亦藉寇兵而已。”(康有为：《各国比较出洋轮船装载吨数表》按语。)究其原因，则是不注重人才，“内无驾驶学堂故也。”(康有为：《各国比较出洋轮船装载吨数表》按语。)康有为强调，应想方设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改变人才贫乏的状况。他说：“大地各国人民，吾国最庶矣，然皆承旧日言之，于政治之日进无关也。”(康有为：《各国比较民数表》之按语。)“吾民虽多而愚，不识字者百之八十，其士大夫亦不读书，无以通中外古今之故。故边事一起，如俄人之索黑顶子、巴未尔；英人之索野人山，吾大臣、使臣皆不知之，尚何以为政？”(康有为：《各国比较民数表》之按语。)

康有为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与欺凌，民族工商业之所以发展缓慢，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人才缺乏，尤其是专门人才更少。他曾举例说过，要把美锦做成衣服，必须选择裁缝而为之，庖人虽精不能使用；既使泛舟小溪，也必须择榜人为之，舆夫虽捷不能使用。他将变法维新，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比喻为“泛万里大航”，经常会遇到狂风恶浪，没有专门人才如何驾驭得了？他在全书最后一节按语中，分析了人才与富国强兵的关系：不开学校培育之，“无以为士农工商之本，不注意士农工商，无以为富国之本；不富国，无以为用兵之本”。(康有为：《各国比较铁甲、快船表》按语。) 总之，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和建议，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重压下，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康有为告诉光绪，他看到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到处掠夺，实在是感到“心骨悚然，毛耸发竖。”(康有为：《各国比较地数表》。)并且预言：今后二十年里，列强的侵略非但不会丝毫放松，而且只会加紧，“相并益急，不可言矣。”(康有为：《各

国比较地数表》。)因此，他希望光绪“虚心采纳，刚断施行，”(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从根本上扭转那种工商俱败，十室九空，“以地球第一多民之国，而见削于寡民小国”的被动挨打局面。

三

康有为从抵御外侮，拯救祖国的愿望出发，在《政要表》一书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并希望清统治者“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努力从经济上改变“中国土地、财赋、商货、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事事远逊人”(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序》。)的落后状况，全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甘落后，愤发图强的思想，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这是全书的主导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康有为作为刚刚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并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尚停留在朦胧的感性认识阶段，尤其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飞跃发展的内在原因缺乏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暴露了维新派许多理论上的错误见解。

譬如，康有为虽然洞悉封建专制政体窳败腐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却没有勇气提出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要求，只是幻想在不触动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施改革。康有一段很典型的话：“传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民贫则奸邪生，盗心起，可不念哉！吾中国咸曰天下一治一乱，视若固然。臣考之：凡黔苍之民，有室家妻子，未有欲思乱者也。然五十年间，民数辄倍，经二、三百年则五、六倍，而财不加多，民因为盗，以致诛死，经大乱后死人如麻，民易谋生。故谓：为治论者，不思殖民之法，而妄委之天运，岂不大谬哉！”(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在这里，康有为将他倡导的变法运动与防止“奸邪生，盗心起”联系在一起。可见，维新派进行变法，除了挽救民族危亡之外，还有防范农民起义的目的，力图使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苟延残喘，这是其一；其二，康有为提出以“殖民之法”以缓和清王朝的危机，并宣称“此理古今罕有及者，故苟得治民之道，多民而皆有以为养，虽一国而百亿万年可也。”(康有为：《各国比较商务表》按语。>%康有为说“此理古今罕有及者，”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殖民之法”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何能及之？但他要清统治者实行此法，则是痴心妄想。封建顽固派的反对与掣肘姑且不论，单就帝国主义列强而言，是绝不会允许中国走这条路的。康有为企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之法”，来缓和清王朝所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达到“虽一国而百亿万年可也”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讲是荒谬的，从实践上来讲也是行不通的。这反映了维新派理论上的浅薄和幼稚。

康有为的这种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他很早以前就认为中国人口太多，而美及澳洲皆禁华民居住，他遍考大地，认为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乙未吾欲办此未成。”(《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7页。)在甲午战败后的几年里，清政府政治日趋腐朽，不知振作，加之列强环伺，不能立国，康有为“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7页。)的愿望更加强烈。康有为没有将解决经济问题、人口问题的注意力放在变革陈旧过时的腐朽不堪的封建生产关系，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而幻想以“殖民之法”，解决“多民皆有以为养”的问题，这是想入非非，只能说明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怯懦。

康有为的另一错误观点是，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所以繁荣，国家之所以富强，人民之所以安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因之，康有为在这部书中，还专门将世界各国信仰“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回教、坏根教”的人数列表比较，企图从精神方面，为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寻找原因。

康有为认为：“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日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康有为：《各国比较教民表》按语。)在这里，康将中国经济上的衰颓落后、政治上任人欺凌与孔教之不倡直接联系起来。这种错误认识，是与康有为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

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面对当时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以经营天下为己任”，他们搞政治改革，却不敢触犯封建专制政体，不敢废除君权；搞经济改革，却不敢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不敢触及土地问题，这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是紧密相联的。尽管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快，但它在小农经济的茫茫夜空中，犹若点点繁星，所占比重甚小，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单薄。尤其是象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刚刚由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同旧的营垒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有为的这些错误思想和主张，说明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反映了他们在封建正统体系中痛苦挣扎而又不能完全冲破旧思想樊篱的艰难历程。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