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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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虬髯客到陈家洛
--------试论中国的侠义精神
刘中奎
在中国小说史上,唐传奇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其题材众多,不仅有灵异鬼怪,还有世俗社会的人生百态,人物描写也包罗了社会各个阶层。唐代小说有一突出的亮点就是描绘了各种各样的行侠人生,塑造了多姿多彩的任侠形象,谢小娥、红线、聂隐娘、昆仑奴……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侠义精神的影子,或快意恩仇,或扶危济困,或除暴安良……但真正能体现侠义精神高层境界的应属虬髯客这一豪侠形象。
《虬髯客传》应写于唐末,内容写李靖于隋末在长安渴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妓红拂所倾慕,红拂慧眼识英雄,与李靖私奔,途中结识豪侠虬髯客,结伴同行至太原见到了李世民。虬髯客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是未来天下贤主,于是把财资、兵法传给李靖,让他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而自己远赴海外,另开辟一片天地。小说借虬髯客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
虬髯客这样一位立志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豪客,当遇到比自己更适合治理天下的人物时,真心折服,毅然退出,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天下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虬髯客的让贤之举,使其豪侠形象具有了特殊意义。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概念可见于韩非子的《五蠢》,“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又说“群侠以私剑养”。看来侠是一个有武艺、重名节、搞暗杀的群体。又《庄子·盗断》说:“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这里“侠”就作为动词作,读作“胁”,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状,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蓄养勇士为其所用。蓄养的目的也较明显,是加强力量,壮大声势。这时候的“侠”以个人私利或个人恩仇为其行为的指向,大多为好勇斗狠之辈,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以至于家国观念、是非道义在他们身上并无明确体现,侠与盗、匪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可见,侠起源之初,群体素质良芬不齐,宗旨模糊,并无多少道义原则。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干,侠不断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不仅具有了义的品质,同时还显现了儒侠同流的趋势。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出了两类先秦之侠,一种是卿相之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籍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一种是布衣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这两类“侠”都有明确的行为指向,要么“招天下贤者”,图王霸业;要么遵守信诺,扶危济困。可见,他已开始关注侠的人格意气及侠在现实中的社会功能。
司马迁之后,汉代另一史学家班固则以“匹夫”来称呼行侠者,从反面评价侠的行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是一种越礼犯禁、自掌正义的姿态。《史记》、《汉书》为游侠立传,无论是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或者是自掌正义的匹夫,褒贬不一,可以看出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带着的不仅有侠气,还有不同层次的义气,只是与儒家的“正义”却还相去甚远。六朝志人志怪小说中也有记载侠客的篇章,但零星散记,不成系统。在汉魏隋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侠义精神以其另类的姿态偏隅文坛的一角,“侠”的行为有正有偏,“义”的体现也或明或暗,虽有独特之处,但却缺乏能左右时局、震撼文坛的一种力量。
到了中唐时期,在宰执重臣李德裕的《李卫公外集》里的《豪侠论》里,侠已经被“节义”化了,“夫侠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把“义”与“侠”
结合在一起,义是侠在现实生活中的信条,也是幻想层次中侠的追求。儒与侠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有了明显的统一。可见,侠义精神经过历史的积淀已具备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所缺乏的不过是提升它的境界而已。有了目标,一时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素材来诊释,来宣扬。所以,《虬髯客传》的产生正适应这一时代的到来。
在唐传奇诸多的侠义形象里,虬髯客这一形象能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事实上,他具备了儒侠精神:“仁”“义”“礼”“智”“信”。唐代后期,中央政权形同虚设,无力节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现象。各地方势力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效仿春秋战国的养士风气,蓄养刺客来震慑对方。文学作品将这一社会现实真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与《虬髯客传》相类似的反映唐末动乱情形的小说有很多,诸如《红线传》、《聂隐娘》等,里面的豪侠形象也是侠义忠肠,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她们还是不免掉人俗套,要么是为了报恩,赎前世的罪,要么就是沦为军阀豢养的死士,所行的侠义之事大多还是自发状态,缺乏自觉意识,停留在“义”的低层。而虬髯客的侠义精神境界却高出他们许多。
首先,虬髯客的人身是自由的,不会因金钱而受制于人,他的财力富可敌国,但却能重义疏财,将财物全部送给李靖,李靖有了他的馈赠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辅佐李世民匡扶天下,成为一代名臣。而虬髯客自己却飘然远去,谋海外之大业,临行前,对李靖殷殷叮嘱:“……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从政治关系上来说,虬髯客与李世民是一对敌人,但虬髯客却能舍弃自己的私心,而换来一个清平的世界,这种“明君”、“贤臣”、“清平世界”的理想与儒家精神是互通的。
其次,虬髯客守“礼”。文中先写他看红拂梳头,如痴如醉,似乎有些忘形了,可是他却没有用手段去夺取喜欢的人,而是将红拂认作自己的义妹,并对她和李靖百般照顾,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传统儒家“食色”观的精炼表述。
再次是“智”,文中描述虬髯客有“龙虎之状”,也即天子之气,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至于“信”,从全文的情节来看,虬髯客认妹,邀约吃负心人的心肝,观棋,馈赠,远赴海外,成事,不虚伪,不造作,是一个能守信用的人。当然,能传神描绘出其儒侠精神高层境界的莫过于“让”这一举措。虬髯客有志于在乱世建功立业,这与儒家主张积极人世的思想是相通的,生当乱世,如果能匡扶天下,不但能救民于水火,而且能一展平生抱负,实现个人理想。虽然,虬髯客最终为李世民的天子气所折服,退出逐鹿中原的舞台,但是试想让他与李世民来争夺天下,两人的能耐不过是毫厘之差,到底鹿死谁手就不可知了,而中原战乱频生、
生灵涂炭却不可避免。章太炎在《检论·儒侠》中说,“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科?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扦国之大患者乎?”虬髯客放弃了可能成为涣涣大国之主的机会,避免了一场战祸,给国家消弥了一次重患。这种“能舍”正是儒家核心精神“大仁”“大义”之所在,这也使他的形象迥别于同时代的其它豪侠,体现了“儒”与“侠”在精神高层境界上的统一。
《虬髯客传》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唐传奇中独树一帜,同时,它所凸显的侠义内涵也成为中国侠义精神的一道分水岭,为儒侠精神在高层境界上的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韩云波. 侠文化的积淀与传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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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97.
[4] 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二十五史·卷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5 班固. 汉书·游侠传(二十五史·百衲本)[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