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

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 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 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 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 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 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 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 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 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 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从苏轼的科举历程说起

一、苏轼的科举之路 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种，苏轼都参加了，并成 功；常科有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苏轼也悉数 过关。而且，苏轼参加的这一常科考试，很有特点： 一是欧阳修主持，是北宋科举变革、古文运动转折 的关键；二是主考官和被录取者都有一批文化巨人， 在宋代文化和政治史上影响极大；三是这一次的殿 试没有黜落，之后基本也不黜落了，具有典型性、 转折性。

考试风波： 这次考试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进行了毫不 留情的打击，去取非常严格，引起了一批考生的不 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载：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 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于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 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 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 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 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 变。


御赐琼林宴恭和诗 文天祥 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 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 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 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感谢主考官
苏轼所写的感谢信包括：《谢欧阳内翰 书》、《谢梅龙图（挚）书》、《谢范舍人 （镇）书》，《谢王内翰（珪）启》、《谢 韩舍人（绛）启》、《谢秋赋试官启》， 《上韩太尉（琦）书》、《上梅直讲（尧臣） 书》。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东坡先生省 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 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 ‘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 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 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 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 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论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 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 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 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 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 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 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 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 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 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 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考试 在二月。按规矩，“试诗、赋、论一首，策五 道” 。苏轼的诗是《丰年有高廪》（题目出自《诗 经· 大雅· 丰年》），赋不见，论就是《刑赏忠厚之 至论》，策五道俱存，见《文集》卷七。 其中当时最看重的是论策（苏轼后来在哲宗时 期曾《拟进士对御试试策》：国家最初重诗赋， “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 诗赋几至于熄”）。苏轼就以《刑赏忠厚之至论》 打动了考官，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 Nhomakorabea
《谢范舍人（镇）书》： 轼闻之古人，民无常性，虽土地风气之所禀，而其好恶则 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 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峩冠曳佩，大车驷马，徜 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 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 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 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 涂。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 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

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它，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 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 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它可知矣。夫君子之用 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 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执事与梅公之于蜀人， 其始风动诱掖，使闻先王之道，其终度量裁置，使观天子之 光，与相如、王褒又甚远矣。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谨因阍吏 进拜于庭，以谢万一，又以贺执事之乡人得者之多也。
《谢欧阳内翰书》：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 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 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 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 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 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 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 镂之金石，以传久逺；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 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 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 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 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 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 诏。
二是不直接回答，但暗示自己是想当然。 南宋杨万里《诚斋诗话》：“欧阳作省试知举， 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门人曾 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 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曰：‘此见何书？’坡曰：‘事在 《三国志· 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 再问坡，坡曰：‘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 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见何 经，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 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 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 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 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 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 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 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 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 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 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 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 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谨论。

第三关：殿试（廷试、御试）
同年三月初五日，内出《民监赋》、 《鸾刀诗》、《重申巽命论》题。苏轼的诗、 赋已佚，唯论保存至今，见《文集》卷二。 发榜 三月十一日发榜，状元是福建的章衡，苏 轼第六名，苏辙第十五名。共录取388名进士。

参加“琼林苑宴” 科举四宴：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 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 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 宋太祖规定，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 并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 “琼林苑”是设在宋京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 园。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 以后不在琼林苑，改 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一般仍称“琼 林宴”。
考试与发榜 七月十三日，朝廷以范师道、王畴、胡俛、 韩彦、王瓘、宋敏求等考试开封府举人。秋， 约在八月，苏轼应开封府解试。榜出，苏轼 第二名。当时考试的两篇“论”还保存到今 天，即《文集》卷二《儒者可与守成论》、 《物不可以苟安论》。
第二关：省试（尚书省礼部举行）
准备 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翰林学士 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 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 同知贡举，另有一重要人物是点检试卷官梅 尧臣。
（一）参加常科考试
第一关：发解试——开封府试
准备与入京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初，苏轼父子三人到 雅州，拜访州守雷简夫，雷盛称苏洵有王佐才，并 写了三封推荐信，分别是益州知州张方平、朝廷文 坛领袖欧阳修、重臣韩琦。 不久离家赶考，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张方 平“待以国士”，并向欧阳修推荐，“作书办装， 使人送京师”。 约在闰三月，从成都出发北上，从陕西进入河 南，五六月间到达京师。苏洵上书欧阳修，并上有 关文章。修大称赏，向朝廷推荐。很快引起反响， “声名一日大振”。
主考官们也非常高兴 欧阳修特别突出：“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 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 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 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罚金未下， 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频见过，某居常在家， 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 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 理也。”（《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 （嘉祐二年）》）

苏轼此论中尧和皋陶那段三杀三宥的故事，当 时看卷子的人都不知道出处，连欧阳修也不知道。 此事坊间说法较多，苏轼的回答也有几个版本： 一是“想当然”、“何须出处”。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苏子瞻自在 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 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 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 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 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 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