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

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

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

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

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

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

《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

”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

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

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

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

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

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

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

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

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

（《论语·微子》）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

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

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

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

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

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

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

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

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

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

从个人的角度讲，当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

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的隐士自身的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

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

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杀。

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

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坚持。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

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

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条件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

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

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

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

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难。

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

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

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

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价，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

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

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

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

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

“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

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

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

“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

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