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

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论语·微子》）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

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从个人的角度讲，当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的隐士自身的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