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真意
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nature）和谐相处”。

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汉代董仲舒提出来的。

其实不然。

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

他在《正蒙·乾称篇》中说：
“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

”
这已经比董仲舒晚了数百年。

张载是北宋时期有名的理学家，是北宋“五子”之一。

据记载，张载年青时好谈兵，立志于收复失地，巩固边防。

他曾上书谒见负责西北防务的范仲淹。

范仲淹眼光独到，“一见知其远器”，于是便劝张载，
“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建议张载去读《中庸》。

张载按照范仲淹的指点去读《中庸》，当时也并未有什么大的收获，
之后又出入佛老诸书，最终返本于儒。

若干年后，正是范仲淹荐读的《中庸》，给予了张载的哲学思想许多重要的启发，使他首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正是由于张载由儒而释、道，又由释、道返本于儒的特殊思想经历，
张载针对佛、道二教以空、无为本的“异端邪说”，
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理论，为其“天人合一”之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范畴是在对儒佛两家的异同进行比较时所说的，原话是：“释者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

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

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

”
这里面张载提到了“诚”与“明”两个概念：
其中“诚”类似于今天的“信仰”的概念；“明”类似于今天“理性”的概念。

“诚”是“出世”与“天”有关，“明”是“入世”与“人”有关。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概念是“释者语实际”中的“实际”
——绝对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实际”概念，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翻译成今天的话，我们总不能认为“佛家是讲实际”的吧？
“实际”在这里应该是类似于今天“本质”的概念。

翻译过来就是：“佛家是透过表象讲本质的，把人生只看作是幻妄（空）的。

”
佛家的“诚”是“天德也”——引出了与信仰相关的“天”的概念。

明白了“诚”、“明”的概念，才能明白“天人合一”的真意。

——儒家是因为“理性”达到“信仰”，因“信仰”达到“理性”。

得天而未始遗人——有信仰也不看淡“人生”——引出了“入世”的“人”的概念。

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原始概念。

在这里张载只提到儒者主张“天人合一”。

也就是“信仰”与“理性”相统一；“出世”与“入世”相结合。

后人曲解了张载的“天人合一”的概念，
说：道家和佛家也都是以“天人合一”为致“道”致“佛”的前提。

这已经与张载的原意背道而驰了。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同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往往是不能通约的。

即便是儒、释、道三家，各自“天”与“人”的概念也是不同的。

道家思想中的“天”，肯定跟佛家的“天”不同。

还是《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道家的“四大”并没有突出“尊卑”的关系——“人居其一焉”。

彼此只是“效法”的关系。

原始儒家并没有强调“天”的概念，只是强调人世间的世俗伦常关系。

到了董仲舒，才从道家那里搬来了“天”的概念，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所以董仲舒的“儒家”身份很值得怀疑
——就是唐代那个韩愈，也看不上董仲舒，否认他是“儒家”，
宣布跳过他而直接承续先秦孟子的“道统”。

后世儒家更是附会出：“天、地、人”或“天、地、君、亲、师”的尊卑关系，那就是更加不堪的“腐儒”了。

汉宋诸儒，皆孔子之奴也。

至于满口程朱，对于宋儒，明知其有错误，不敢有所纠正，反曲为之庇，
直是家奴之奴，……
汉代董仲舒并没有提出所谓的“天人合一”思想，
他提出的只是“天人感应”观点，
认为人身体中的数目是和天上的天文数字一致的，
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感。

“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秋冬夏。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王者配天，谓其道。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应四时，时时通类也。

天人所同有也。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王者配天”说的很清楚，纯粹是对“天道王权”的论证，
以至后世“奉天承运”为历代帝王所利用。

——这就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人与“自然界（nature）”的关系？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认为人间诸事均与天象相对应，
这就必然导致迷信妄说，旁门左道由此而生。

董仲舒的主要学术成果是《春秋繁露》。

此书以《春秋》灾异之变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推说吉凶，
行求雨止雨之术，讲天人感应。

此即今学术界所谓神学化、巫术化的新儒学。

其遭遇又如何呢？
据《汉书·董仲舒传》及《史记·儒林列传》，
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火灾，仲舒推演其意，涉刺讥。

主父偃见其稿，窃而奏之天子。

武帝以稿示诸儒。

“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
“于是下仲舒吏。

当死。

诏赦之。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
这，便是董仲舒的学术在当时的处境。

这，就是“人与自然（nature）”的关系？
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其实今天在中国仍有反映。

例如，说SARS的出现预示着什么什么；
什么大地震，某某人死了；天降大陨石，某某人死了
——这就是“谶纬之学”。

经、纬、谶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经的本义是织物上纵线，纬是横线，
纬书依附经书，正如织物上的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

《文心雕龙》曰：“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
“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谶者。

诡为隐语。

预决吉凶。

”
经学接近科学。

谶言能预决吉凶，其神秘色彩更为浓郁。

纬学介于经学与谶纬之间。

谶纬乃纬与谶合而为一。

谶纬之兴比纬更晚。

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来比附，则谶纬接近宗教神学，
董仲舒结合儒学与阴阳五行创立的学说属“纬”学，接近巫术，
《春秋繁露》亦为纬书。

仅就其命名而言，就可知它是作为《春秋》的“纬”而存在的。

至于它“繁露”出的花样，学人尽晓，毋须赘言
——极端烦琐不堪卒读，毕一生不能穷一经，一经之说至百万言，
仲舒的《春秋繁露》实开其端。

众所周知的例证是，他从“春王正月”四个字，
竟然发挥出一整套“大一统”理论，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意”？
纬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处于末流。

它在西汉受压抑，在东汉发展为“谶纬”。

由于王莽和刘秀的提倡，谶纬巫蛊之风臻于极盛。

到东汉末年便衰落下去了。

因为经文不能随意改动，只好借助纬学解读经学。

所以纬学一方面以神学解释经义，充满著天人感应，灾异等说，
另一方面借谶语表现种种政治野心，反映政治上各种势力的勾心斗角。

纬学的这种附会和随意解释经文的治学方法，今天依然存在。

包括对于“天人合一”概念的附会。

前面，已经讲到了宋代张载“天人合一”的最早出处和原意，
也讲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王者配天”的本来面目。

但是，今天仍然有人认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突出特征之一。

它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元对待为前提。

这种观点总体上流于模糊，细部上也很有斟酌的必要。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天地人，此三才。

”
甚至还有人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nature）和谐相处”。

——也就是不拘泥于具体文字事例，抽象继承其精神实质。

只不过这种“抽象继承”，
与今天一些人“七月流火”、“明日黄花”、“万人空巷”的用法十分类似。

关于《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真意
“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其中“法”字很好理解，就是：效法、遵循。

而不能翻译成：法律、法家的“法”。

问题出在“自然”该如何翻译。

今天，很多人将其翻译成“自然界（nature）”或“自然界的（natural）”。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实际上，“自然（nature）”这个概念，是一个西方概念，
而“自然”这个词语，而是汉语固有的。

“自然”本身原不是外来语，只是到了现代，和现代汉语中，
才被赋予了“nature”这个西方概念的内涵。

现代中国人所说的“自然（nature）”其实是一个西方观念，
即通常是指的“自然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当我们现代中国人在谈论中国文化传统时，
一谈到“自然”，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偏离了中国思想传统，
而陷入了西方话语之中。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我们经常看见现今中国学者们在这样谈论着道家的和儒家的“自然”观念。

[1]
传统道家和儒家都把“自然”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着，
而且他们的用法有一个共同的语义平台，那就是“自然”这个短语的最基本的含义：自己如此。

“自”即自己、自身；“然”即如此、这样。

道家认为一切存在者本来是自己如此的。

[2]
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句话就组清楚了。

“道”是《道德经》中的最高概念。

所以，在“道”之上，不可能再有一个更高的“自然界（nature）”的概念。

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作为最高概念
——效法的只有“本来自己如此的”。

就像西方说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按照上帝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

但是谁创造了上帝呢？上帝是从哪里来的呢？
——上帝只能是“本来自己如此的”。

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道”和“上帝”是等同的——“第一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界（nature）”往往是以“天、地”指称的。

所以“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肯定不是指“nature”。

因为“nature（天、地）”也要效法“道”，而不是相反。

“道”可以翻译成现代西方概念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natural law）。

“natural”遵循“natural law”，而不是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按照西方的概念，应该是：
“自然（spontaneousness）”或“自然地, 本能地（spontaneously）”。

其反义词是：人工、生硬、呆板、做作。

古文中的“自然”，都是：
不勉强，不拘束，不呆板；
不经人力干预而自由发展；
当然。

例如：
听其自然。

复得返自然。

（指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晋·陶渊明《归园田居》。

自然蛾眉。

——唐·李朝威《柳毅传》。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

——鲁迅《朝花夕拾》。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
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
上述的“自然”，都不是指“自然界（nature）”。

“自然”这个中文固有词汇，被赋予西方“nature”或“natural”的内涵，
是近现代的事情。

是现代汉语中特有的。

老子《道德经》中，肯定不会是这个含义。

《道德经》中其他几处提到的“自然”，同样是“传统含义”,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界（nature）”或“自然界的（natural）”。

如果还不信，可以查查《红楼梦》。

这最后一部没有受现代汉语“污染”的名著。

其中的“自然”，也没有指“自然界（nature）”的概念。

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注意贾宝玉在“杏帘在望”（稻香村）时的一段对话：
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

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
“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
‘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

”……
近现代人们用中国固有的“自然”（自己如此）这个词语来翻译英语的nature，
不是全然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西方观念中，nature也是自己如此的；
同样地，人的本性也是自己如此的，所以人性就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

但是，西方观念跟中国观念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
在对人和自然界这样两大类“自己如此”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

在西方传统中，这种关系乃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置。

例如在基督教传统中，人和自然之间就是这种二元对置， (3)
所以，“道法自然”的“自然”不应该翻译成“nature”，
更是绝对不能理解成“自然界”、
不能与“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等同起来。

不同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往往是不能通约的，
更何况相差两千多年、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自然”概念呢。

“道法自然”——作为最高概念的“道”没有其它可效法的，只能是“自己如此”。

这才是正解！
注释[1]、[2]、[3]，参见：
《自然何以具有价值？——在儒家语境中的解释》、《中西自然价值观念比较》
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