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妇女地位探析_樊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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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非”的地位。她们比之前的任何朝代的妇女都要幸运，又活 得比之后的任何朝代妇女都要潇洒。
三、结语 总之，这群富有鲜明色彩、个性突出的唐代妇女在大唐 这样一个自由奔放的朝代，通过自已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 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使自已的社会地 位有了明显的提高，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妇女中最耀眼的 群体。
再次，良好的文化传统也为士人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 件。西汉时颍川、汝南文化比较落后，与该地区的文化传统有 关。《汉书·地理志》说：“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 其弊鄙朴。……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士） ［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２］ （Ｐ．１６５４）但在西汉，颍 川地区的旧风俗有所改变：“韩延寿为颍川太守，先之以敬 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 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２］ （Ｐ．１６５４）把老百 姓遇事好打官司的风气扭转过来了。汝南“其俗剽轻，易发 怒，地薄，寡于积聚”。［１］ （Ｐ．３２６７）这种社会风俗，影响到文化的发 展。同时这一地区又有着法家文化传统，汝南上蔡吴公、颍川 晁错皆以刑名之学官至公卿。不符合西汉前期的文化政策， 但法家文化有着积极进取的创新传统。自西汉武帝把儒学作 为文人士子踏入仕途的敲门砖之后，这一地区的文人士子也 潜心儒学，求得飞黄腾达，形成一种重政务、笃伦理、锐意进 取、求实创新的良好风气，求学之风甚浓。西汉末年，这一地 区就出现了一批通经的硕儒，官至公卿。如汝南翟方进自费 到长安求学，遂通《左氏春秋》，官至丞相。南阳宗室刘氏首先 起兵反对王莽，颍川的王常、李宪、臧宫等也起兵反对王莽。 在光武帝刘秀官僚集团的骨干人物中南阳、颍川就有 １０ 人。 颍川人姚期、王霸、傅俊、坚镡、冯异等，不论条件如何艰难困 苦，都矢志不渝地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有的献出 了生命，有的成为东汉的开国元勋。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法 家文化传统，造就了敢于斗争的大批文臣武将，为文化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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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鉴研究
唐代妇女地位探析
樊文杰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均田制从北魏开始实施，但迄于唐代，中国古代妇女却已不再是政府均田的主体对象。据此，有些学者 就断定：唐代妇女地位已进一步低落。其实，唐代妇女未予授田，是另有它因。本文就将以此为契点来探析唐代妇女 地位问题。而主要通过探析唐代妇女在家庭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生活，可堪称是中国古代妇女中最 “幸运的一群”，并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地位已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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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９ 页）三，察举制度的影响。察举制度是始于西汉的 用于选拔官员的制度，此举必然大大激励士人为博取功名而 奋发向上，最终形成一种风气，况且本地临近帝都，官僚贵族 的数量也高于全国的其他地方，势必刺激郡内士人选择走上 仕途的志向，最终本地形成了许多的士人集团。
综上所述，单单是均田是不能全面地说明整个唐代妇女 群地位高低的。我们不能分析每个朝代里男女性地位的比 较，也不否认在唐代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仍不 如男性，即使是出现了武则天。因为在传统的四权即“神权、 君权、父权、夫权”社会，在这样一个夫为妻纲的社会里，女性 地位是不会、也不可能超出男性的。我们只有从纵向角度来 看，这样才能发现唐代妇女在整个封建妇女史中有着“无可
１、婚姻关系 唐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开放，封建宗法制度对 妇女的压迫不如后世那么严厉，因而妇女的生活环境比较宽 松，家庭地位有所改善，夫妻无法相处而离异还是比较自由 的。社会上对离婚、再婚、寡妇再嫁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这 类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最无忌的就是皇室的公主们了。 据统计，在《旧唐书》中，公主 ２１２ 人，出嫁者 １２３ 人，再嫁者 ２３ 人，三嫁者 ４ 人。［１０］段塔丽曾根据《新唐书》提供的资料，把 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情况列了一个表，从中指出这类公主 有 ２７ 人，并认为这是与当时世风开放，礼教松弛，以及女性 贞节观淡漠有很大关系。［１１］（Ｐ．１２７－ １２９）这也揭示出当时妇女在婚姻 家庭生活中，仍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婚姻自主权。还有，唐 初为增殖户口，还发布过昭令提倡寡妇改嫁。改嫁的风气也 弥漫在各个阶层的妇女当中。［１２］ ２、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否平定，标志着男女两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高 低，也反映两性在整个时代的地位的高低。从唐代文献记载 中可以看出，唐代基本上沿袭了汉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 的身份和地位，即妻的行为和能力皆受夫权的支配，一切遵 从“出嫁从夫”、 “夫尊妻卑”的原则处理夫妻关系。这说明，唐 代仍然恪守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以确保丈夫在 家庭中对妻的绝对支配权。但唐代的统治者在立法时，也流 露出一些“开放”的信息。夫妻不仅可以离婚，而且《唐律》中 还把男子有妻再娶、以妻为妾等均视为违律行为而受到刑罚 处置。［１３］这表明，唐代妇女在充当“为人妻”的家庭角色时，法 律身份及地位较之以前的家庭主妇地位相应有所提高。同 时，我们从许多的“妒妇”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唐代女性 泼辣大胆的个性特征，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女性在家庭生活中 地位是比较高的。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尽管妒忌不过是唐 代女性对丈夫寻花问柳、纵情淫乐生活的一种消极反抗，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夫权时代男子的纳妾制度。然而它毕竟是身 为从属地位的正妻，敢于向夫权社会发出的一种挑战。［１４］ ３、家庭财务管理关系 从本质上说，家庭经济关系的核心是财产管理制。而家 庭的经济权则是封建家庭关系的基础。对家庭财产的支配， 使他或她获得了支配家庭所有成员的资格。［１１］（Ｐ．６０）作为一家之 主的父家长原则上拥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母亲则掌管包括 钥匙、家籍、财物在内的家庭财产的管理权，内外分工明确。 如《旧唐书·李光进传》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 卒，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女以。”相反， 德宗时给事中徐岱“吝啬颇甚，仓库管钥，皆自执掌，获讥于 时”。［１０］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日本学者井田升认，管钥权象征 着主妇地位。［８］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握，使唐朝妇女的地位在家 庭生活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有了经济的支持，她们在整个 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二）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表现 平民劳动妇女是唐代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 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力量。在手工业中，如纺 织业，唐代除了官营手工业发达外，私家手工业也是相当发 达的，说明唐代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纺织生产，绢和布与米同 为社会的基本财富，也是政府征收的租和调的基本对象。关
唐代女子观念之清新、女子地位之重要与女子教育之广 泛，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独具风采的。马林涛在《唐代女子家 教浅析》中认为唐代女教虽然仍未超出传统女子伦理道德教 育的范围，但较之前代，总算有所进步，而比后面宋元明清几 代也开明许多。［１７］（Ｐ．８８）唐代涌现出的富有才华的女诗人，更是 举不胜举。薛涛、刘采春、李治、鱼玄机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普遍，不仅是唐代 社会文明的象征，而且也是女性享有受教育权的体现。”［１０］（Ｐ．１０３） 从另一方面看，唐代文学的特色─诗歌也很能反映出女性的 地位，因为唐诗中有许多都是在描写妇女的。这一点就不多 谈了。［１８］
【黑龙江史志 ２００８．８】
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无须多言。［８］ ［１５］ 唐代女性参政之多、影响பைடு நூலகம்大在我国封建时代也是十分
少见的，尤其是在唐前期。这方面的研究以段塔丽的《唐代妇 女地位研究》为主。她指出：从高宗上元元年（６７４），武则天与 高宗同掌国政，史称“二圣”以来，到玄宗先天二年（７１３）诛灭 太平公主为首的中央实力派为止，这 ４０ 年，恰好是初唐向盛 唐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意味着在中国封建社会最辉 煌的 １４０ 年中，女性参政进而掌管朝廷大权的时间就占了将 近三分之一的时间。［１１］（Ｐ．１２７）如女官上官昭容，早在武则天时， “百司表奏，多令参决。”［１０］中宗即位后，又令专掌制命，以致于 “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１６］其权势之显赫，令人刮目相 看。
［关键词］ 唐代 妇女地位 女性
一、唐代妇女“地位低落”说 自北魏孝文帝到唐代宗末年，均田制总共实施了三百多 年。北魏太和九年，到隋政府时期，均田令中依然把妇女作为 授田的主要对象。［１］［２］［３］而唐自建国后，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 田制度，把政府控制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但具体的分配 方案已有较大变化。史载：“（高祖受禅）仍依周制……自诸王 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 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３］又据《唐六 典》记载：“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 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４］可 知，唐朝政府对妇女授田，仅限于“寡妻妾”；若“寡妻妾”自为 户主，则减丁男之半授田五十亩；其它妇女均不授田。总之， 唐代妇女已不再是授田的主体对象。 于是，有些历史教科书就认为：“唐代取消对妇女的受 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５］单从“均田”的经济 角度，断定唐代妇女地位明显低落。对此，将在下文予以详 论。现在问题是，为何唐代妇女不能成为政府“均田”的主体 对象？ 学者钱宗范先生认为，首先，在北魏前后一段时间，各民 族还未完全融合，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北方未能完全巩固，成 婚后的夫妻离异也很经常和普遍。因此，国家适应当时社会 情况，规定给成年男女分开授田，有利于调动成年男女的劳 动积极性，发挥两性各自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但是到了唐 代，各族人民大融合，各民族的汉化现象已非常普遍，一夫一 妻制家庭已普遍化。汉人“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认为，若分 开均田，夫妻双方各有经济基础，就易造成分异，不利于家庭 和睦；若只分给作为户主的夫，经济基础统一，也有利于一夫 一妻家庭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特别是，均田制下的农民要 向国家交纳租庸调，其中，调是丝帛，需要妇女在家内劳作生 产。可以说，唐代取消对已婚妇女的授田，有利于社会经济和 生产发展大局，有利于唐朝财政收入的稳定。［６］（Ｐ．５３） 依上论可知，唐代均田以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汉人宗 法结构和经济分工为前提。加之入唐后，人口递增，均田土地 数量相对减少，所以，均田不予妇女，乃是正常合理现象，它 不足以真正反映唐代妇女的真实生活和地位。其实，真正考 察唐朝妇女的地位，就要全面、真实、深刻地渗入她们所处的 社会生活。 二、“幸运的一群”：唐代妇女的真实生活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女性的作用是少不了 的。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尽管统治者极力否认女性的作用，但 事实证明妇女的地位及作用确实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对于 “开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封建王朝顶端的唐朝来说，特别是处 于唐王朝前期，妇女的地位及其作用和影响就更不能小觑 了，同时她们也代表着一代妇女鲜明的特征，被认为是“中国 古代妇女中比较幸运的一群”。［７］（Ｐ．１２）以下，本文以一些具体的 实例来系统地探讨这群“幸运”妇女的真实面貌。 （一）家庭角色 女性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论出嫁前或 与人妇。在封建社会中，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是封 建伦理所关注的重点。而在其中，夫妻双方的地位问题也就 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性别地位问题。［８］［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