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
林语堂鲁迅之死任选角度作一短评不少于五百字
林语堂鲁迅之死任选角度作一短评不少于五百字在而今的社会语境下，有一种声音正在不断放大。
即“鲁迅若活着的话便如何如何”，言语中颇有不平之意，似乎是在为先生招魂。
而观其言论，亦不过是假借鲁迅之盛名，为自己之观点赋能，以提高音量，争夺话语权舆论场而已。
五四运动推倒了孔子的偶像，当下的我们又立起鲁迅雕像之举，可谓是一种诡异的轮回。
在《娜拉出走以后》中，鲁迅尖锐地指出，若无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娜拉即使出走依然毫无生存的希望。
其结局或沦为娼妓，或回归家庭，这样的悲剧结尾令人不忍。
而鲁迅死后若无为其祛魅的过程，无自我之立场，表达之勇气，结局亦将又是一个“为尊者讳”的轮回悲剧，亦颇为可惜，而林语堂《鲁迅之死》一文的创作，便是其对鲁迅祛魅工作所进行的尝试与努力。
在文章的开头，林语堂便解构鲁迅之死的意义，从个人出发，“鲁迅不怕死，何谓以死悼之？”点明社会上为鲁迅之死而扼腕痛惜者或有违死者本意，而后从社会历史角度，以投石击水之喻。
孔子传《论语》，秦始皇求长生之旧事，道出“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的道理，呼应开头的“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
”猜测。
死就是死，不因死者是鲁迅而厚重，也不因死者是其他人而浅薄，是一种相对于生的状态，这也暗合了道家传统的“齐生死”之观念。
无论从死者愿望，社会历史还是哲学层面，林语堂都以冷静沉稳的笔调轻松化解了鲁迅之死所承担的过多的不必要的文化包袱，并指出过于隆重，过于轰动的悲悼活动是不相宜的。
反而会使另有所图者得逞。
再次，若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他人也是你的地狱，从林语堂宁愿开罪于鲁迅，也不肯依附于左派。
心中无党见之杂念来看，林语堂在这段关系中始终保持了主体性与独立人格。
只有如此才能在“他人即地狱”的环境中坦然自处。
从《鲁迅之死》中我们所见的林语堂不是借长者之名为自己造势，曲解鲁迅以方便传达己见的小人。
也不是战战兢兢，唯鲁迅是从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一个力图在鲁迅死了以后为其祛魅，重建文化世界，继往开来的开拓者形象。
鲁迅和林语堂：其实只是“术”相异
刊 ，创 办 《 人 间 世 》，鲁 迅 还 曾参 加 了 庆 祝 宴 会 。然 而 ，长 期埋 藏 在
长 林 文 庆 的 邀 ，赴 该 校 执 教 。稳 定 下 米 之 ， 他 义邀 请 鲁 迅 、 孙 伏 同 、沈兼 十 、章 川 岛等 人 同往 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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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心 将 烟 头 扔 在 林 语堂 的 帐 ｆ ］ 下，
心底的隔阂 ， 不会 因为一次和解嘶 消失 ，桕反 ， 它像 柴 ， 只 要遇点 火星 ，就会 熊熊燃烧 。不 久，两人
鲁迅与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友谊的小船是怎样说翻就翻的
鲁迅与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友谊的小船是怎样说翻就翻的？有思想、有态度、有品位，更有情怀鲁迅一生论敌无数，朋友也不少，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都是他的老朋友。
但可惜的是，最终鲁迅和这几个老朋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鲁迅与林语堂1929年8月28日，上海南云楼，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吃饭。
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版税，鲁迅忍无可忍准备将其告上公堂。
李小峰闻讯，请郁达夫向鲁迅求情。
在郁达夫、川岛等人调节下，双方达成协议，北新书局将徐徐归还鲁迅版税。
因此，8月28日南云楼这顿饭本是“合好”之局，李小峰与鲁迅重归于好，顺便感谢郁达夫、川岛等人。
饭局本来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不料席间，有人忽然提到张友松这个名字，暗示有“奸人”造谣。
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没有多想，便跟着别人点头附和。
张友松是鲁迅学生，也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等人吃饭。
为拉拢鲁迅，张友松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
此话传到外人耳朵里，包括李小峰在内的不少人便以为，鲁迅之所以起诉李小峰便是由于张友松在挑拨离间。
鲁迅本来就对张友松的事情非常敏感，一看林语堂点头附和，以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互相瞪了足足两分钟。
后来，还是“和事佬”郁达夫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手拉着林语堂和他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就此不欢而散。
南云楼风波事情虽小，却标志着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位老朋友关系恶化。
而此前，他们还曾互相扶持并肩战斗过，一度是亲密交往的老友。
1923年，林语堂戴着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高帽回国，经胡适推荐被聘为北大教授。
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经开始分裂，北大文科教授分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领袖，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
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
对此我亦甚为欣慰。
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
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
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
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
对此我亦甚为欣慰。
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论语》合订本的。
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
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
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
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
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
”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
名士心中不悦。
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
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
”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
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鲁迅全集》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
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
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
在鲁迅和林语堂之间
的运 动 就是 逛 大 街 ，另 有 就是 在 警察 看 不 经关 系 很 好 ，但 后来 疏 离 了 ，主要是 因为 人生 立 场 有些 根 本 性 的不 同之 处 。鲁 迅 是
一
他总结 自己的想法说 ： “ 理想 的人并不是
个无神论者 ，人生的所有问题都要 自己
完 美 的人 ，而 只是一 个 令 人喜 爱 而 通情 达 解决 ，特 别是 人 生 的 意义 、人 生 道路 的选
己是 一个 自由人 ，人 世 间 的事 只能 由人 自
自觉 、真诚 ，所 以他 敢于担 当 ，敢 于揭 己来处理 ，所以 ，鲁迅干了大半辈子文明 露 、批判传统文明和现实社会中的不 良现 批 评 和社 会 批评 的事情 ，与那 些妨 碍 人类
象。
进 步 的恶人 丑 事做 斗争 ，成 为 精神 界 的 战
一 一
率 真 与 真 诚 ，是 林 语 堂 与 鲁 迅 成 为
位 文 化名 人 曾 是好 朋 友 ，后 来 因为 思 想 观 朋 友 的 重要 基础 。这 个基 础 可 以浓 缩 为 一
个 “ 诚 ”字 ，他们 两人一 生都强 调这个 “ 诚”字。如林语堂晚年在 《 说诚与伪 》
文 中说 ： “ 人生 在 世 ，无 一 事 非情 ，无
诚 ，在于他真正地 、坚定地实践 自己的人 这 样 的 喝彩 中 到来 。如 果什 么事 都 以幽默
生选 择 ，勇 敢地 承 担 一个 真正 自由的 、不 待 之 ，危 险也 就 离我 们 不远 了。一 个不 爱
断向上的人所应 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面 幽 默 的人 我想 是 不会 成 为 幽默大 师 的 ，这 对恶人 、恶事 ，我们可能惹不起就躲 ，给 也 足 以说 明 鲁 迅 自 己不 愿 意 成 为 幽 默 大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比较研究鲁迅和林语堂都是中国20世纪初的翻译大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
他们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翻译标准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差异。
对比研究两者的翻译思想之后可以发现，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思想。
标签：鲁迅；林语堂；文化态度；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忠实；“宁信而不顺”引言20世纪初，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众多的文学大师们纷纷著书立说，译介外国作品，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翻译高潮。
鲁迅和林语堂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译坛上不可忽视的两位人物。
他们虽然同处在20世纪初期，彼此之间也很熟知，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在译学领域的观点相同之处少，不同之处多，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去甚远。
鲁迅的翻译生涯以外译中作品为主，而林语堂则以中译外为主；两人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选用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同；两人都注重“忠实”，却又对它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通过比较这种不同就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两人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不同看法。
一、不同之处（一）翻译文本一般来说，不同的翻译家在选择翻译文本时都有自己的偏好。
例如，许渊冲先生一生致力于古诗词的翻译，而杨宪益夫妇则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情有独钟。
林语堂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倾向性。
林语堂的翻译中汉译英作品多于英译汉作品，汉译英作品有《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浮生六记》、《中国传奇》、《及其他》等。
他的英译汉作品有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等。
他的译作大部分都是闲适、抒情或哲学类的，这些作品通常都体现出了原作者对生活和人生的感悟，有着极强的“个性”和文学性。
（二）翻译策略受中国传统翻译的影响，鲁迅在翻译初期采取的翻译倾向于“归化”，后期则带有强烈的异化倾向。
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对翻译是应该“归化”还是“存洋气”作出了论述。
静听山水——读《鲁迅与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有感
鲁迅是山,林语堂是水,我认为。
过去看鲁迅,是平面的山,嶙峋而陡峭;过去看林语堂,是静止的水,闲适而
中庸。
走进山去,掬一捧水,恍然有悟:山有山的高度,有它的傲骨;水有水的蜿蜒,有它的柔肠。
在阴云密布的年代,山立场坚定,水一日九回。
同怀失意,山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化作匕首,铸成投枪,刺向黑暗中的魑魅魍魉;水选择回避曲折,幽幽汇入性灵惬意的桃花源。
在迷雾笼罩了大地,掩盖了一条条前进的路时,你,大山,大喊一声:“路在这!请跟我来!拨开这吃人的黑云!”但四周一片静悄悄,水从你脚下淙淙流过,在你看来,这淙淙是世界上最刺耳的声调。
雀,你还要为暂得的一粒粮食而酣眠?鸟,你还要在枝头唱那婉转的曲儿?你愤怒了,怒目圆睁,一声声呐喊在山谷中回响,你的喊声里充满了血泪!
水,不是没看到山的怒视,不是没听到山的呐喊,但你已经进了桃源,入了竹林。
你听到了竹林七贤的开怀大笑,你已经消镜对月,梦影烟消。
你的支流已经融进酒香,你的浪花可做释放世人精神困顿的良方。
但你辜负了山的期望,没有背负起战斗的使命。
山与水因为不同的选择,产生了撞击和离合。
山怒视,水无语。
水是理解山的。
请听林语堂在鲁迅逝去后的告白:“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
是啊!任凭密林野花编写山水的故事,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
山需要仰视,水需要敬佩。
生活中既需要山,也需要水,山水相依,生生不息。
———读《鲁迅与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有感人若是一心一意做某一件事,总是会碰到偶然的机会。
63200.07-088。
鲁迅和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
鲁迅和林语堂为何不欢而散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
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
突然有人提起子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
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
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
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当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是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
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
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
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
”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鲁迅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视觉下的中国人──综论《阿Q 正传》、《祝福》、《吾国与吾民》何洵怡内容提要以鲁迅和林语堂的博识，他们对中国人及其社会的见解必然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从鲁迅《阿Q 正传》、《祝福》和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整理出两方面相近的观点：一、中国人的缺失，尤其是他们怯懦、消极、老猾性恪；二、社会的特权阶级欺压下层百姓；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
然而，由于鲁迅和林语堂性格和写作目的不同，他们在上述共通点以外各有偏重。
鲁迅在悲观中要国民警醒，并在反抗中带出一丝希望。
林语堂生性较乐观，他把中国文化全面介绍给西方，因此亦说出中国人的优点，譬如宽容、知足、幽默；他自己也以这样的心境欣赏中国文化的美善。
总括而言，无论现实与人性如何黑暗，鲁迅和林语堂都提醒我们另有不屈和平衡的力量。
鲁迅与林语堂视觉下的中国人20 世纪初的中国是大变动的年代。
政治上，这个古老民族一直遵行的帝制慢慢瓦解；社会上，旧的思想和生活要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辛亥革命形式上推翻了清朝，但整个中国似还没准备面对新的年代。
毕竟，这个民族有三千年根深蒂固的过去。
在新旧交替时刻，中国人的心态面貌一定是多层次的：有紧抱传统、有激烈求进、也有兼容新旧。
金耀基指出，转型期社会亦出现“过渡人”（Transitional man），摇摆于新旧中西之间。
这系列中国人在文学的形象是怎样呢？传统有什么优劣？优者，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气质？劣者，又如何求变以改善困局？本文试从两个作家的作品细致探索这些问题。
鲁迅（1881—1936）和林语堂（1895—1976）是公认的文学大家，对中国人观察入微，又能够透过作品把他们精辟的见解表达出来。
背景方面，他们都是经历由帝制到民国的中国人，活在同一个年代，甚至有交往。
更重要，他们都是思想深刻的大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1921）和《祝福》（1924）所呈现的乡镇有低下阶层的人物，亦有上层的新旧知识分子，作品触及民族本质与生存问题。
鲁迅与林语堂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
鲁迅与林语堂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南云楼风波”。
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
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两人达成一致。
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个青年作家。
张友松自己也想办一个书店，为此他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
为了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
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的名字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
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在替鲁迅说话，可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
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
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已有几分酒意。
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涨红脸的公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足足有两分钟。
郁达夫见势不好，赶紧站出来。
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赶紧离开。
对于这场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八日……晚霁。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
同赴南云楼晚餐。
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
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同样，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一句无心的话让一对朋友失和，这看似偶然。
其实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这个必然就是思想观念的分歧。
1933年8月25日，鲁迅写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文中直接说道，林语堂与萧伯纳的“幽默”有所不同，“林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鲁迅vs.林语堂
7/7/2015
如：又在扬州商家见有虞山游客携送黄杨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 Once I also saw at the home of a merchant at Yangchow two pots, one of boxwood and one of cypress，presented to him by a friend from Yushan，but this was like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明珠暗投”泛指珍贵的东西得不到赏识。原文中的“黄杨翠柏”为珍贵盆 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供文人雅士玩赏之用，却被送给了一个满身铜 臭的庸俗商人，故而作者要发感叹说是“明珠暗投”了。而 “pearl before wine” 的 含 义 为 “ valuable things offered or given to people who do not appreciate them”， 正与“明珠暗投”之意不谋而合。译者借用英语中现成的俗语来翻译，在 不损害原文含义的情况下使读者易于理解，且倍感亲切。
①.忠实不是字字对译，是句译，以该句“总意象”为基准下笔，而非字译。②绝对 忠实之不可能。③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神气与言外之意。④应 忠实于译与文化的阅读习惯，应以译与的“行文心理”为标准。 7/7/2015
如：今则天各一方，风蔗云熬兼之玉砂香望，不堪回首矣!
译文:Today these friends are scattered to the four comers of the earth like clouds dispersed by a storm, and the woman I love is dead like broken jade and buried in cense. How sad indeed to look back up on these things!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是洁白美好的象征，常用来形容女子，如杜牧《 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沈复将妻 子的亡故比作“玉碎”，恰可见其妻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及对妻子的一 往情深。林语堂将之直译过来，可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文化中“玉”的比喻 象征意义。
林语堂与鲁迅
以下是⽆忧考整理的《林语堂与鲁迅》，希望⼤家喜欢！1981年，由北京⼈民⽂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不少。
对林语堂的官⽅论断是这样的：“三⼗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
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化活动。
”这短短的⼀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定评。
其实林语堂⼀⽣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
究竟是什么原因共产党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段交往谈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的⼏年，他所主编的《论语》《⼈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时，“幽默”，“闲适”成了⼀时风尚。
由于林语堂、周作⼈等⼈以晚明⼩品作为⽂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集⼦，重新受到三⼗年代中国知识分⼦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
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的左翼作家的兴起，⼤⼒提倡⽆产阶级⽂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
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学并⽆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精致典雅悠闲的⽣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产阶级⽂学是不同调的。
这⼀点在他的名著《⽣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晚明⽂⼈袁宏道、张岱的⼭⽔⼩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断收⼊《⽣活的艺术》⼀书中。
从五四到三⼗年代，那⼀代的作家中，⽆论是⼩说还是散⽂，⼤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要同胞们奋发，努⼒，改⾰不合理的制度。
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比较.doc
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比较林语堂和鲁迅对推动中国幽默文学史的进步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幽默大师”的头衔一直被提到，并被后来者不断地学习和称赞。
林语堂最早把英语“Humour”一词翻译成“幽默”，并倡导其改变人心的作用，主张幽默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认为老庄、鬼谷子等都是早期幽默文化的代表人物。
而实际上鲁迅是林语堂提出“幽默”主张后最早的支持者，所以他笔下的文章大多充满幽默，可笑滑稽中满是对于当时社会的讽刺。
虽然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主张“幽默”的志同道合者，然而他们的幽默风格却迥然不同，因此导致了两人在三十年代初的对立。
对此，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对两人的幽默风格做出比较和分析。
看过不少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专著、论文及评论文章后，我认为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主张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两人的对立掺杂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因素，所以大多评论家会偏向鲁迅的幽默思想，认为其更为积极。
但是撇开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单从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来看，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风格孰好孰坏，难以比较，因两人幽默个性突出，不尽相同，倒也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两人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地位牢固，而这里我要比较的是两人幽默风格相同和不同之处。
一说到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运用幽默这种文学载体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且内容都是来源于生活，并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
这些地方能表现出两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情怀，对生活有着敏感的洞察能力，对社会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笔下文章除了能使人感到诙谐外，又能使人有所收获。
（一）在幽默中反映社会，关注民情许多评论文章都把林语堂和鲁迅作为完全对立的代表作出分析和评论，认为鲁迅的幽默观才是进步的，而林语堂是落后的，这源于这些学者认为林语堂倡导的性灵、闲适的幽默不合时宜，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力度不够，而且只是一味地主张幽默能够改变思想，陶冶性情。
实际上，林语堂并没有脱离社会，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看出他是关心政治和百姓疾苦的。
如果林语堂叫鲁迅闭嘴
如果林语堂叫鲁迅闭嘴
如果林语堂叫鲁迅闭嘴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其中鲁迅因为其尖锐的批评思想而备受推崇。
但是，如果林语堂叫鲁迅闭嘴，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先分析林语堂的观点。
林语堂是一位积极提倡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融合西方文化才能发展壮大。
在林语堂看来，鲁迅的批评思想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是不符合当代社会的。
因此，在他眼中，叫鲁迅闭嘴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鲁迅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背叛。
鲁迅认为中国需要革新，而这种革新绝不仅仅是改换外观或者借鉴西方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而是要走向真正的文化自觉。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的本质才是应该被挖掘和加强的。
这种背离鲁迅思想的举动，显然会掀起巨大的风波。
林语堂的言论可能会让其他传统文化的提倡者也开始站出来反对鲁迅思想，并借助林语堂的言论来攻击他们。
这将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井喷式倒退，失去了许多有创意、有思想的文学作品。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鼓吹西方文化的倾向，将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忽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长期而言，这将导致文化
文化自卑，不信任和鄙视自己的文化，使我们失去了长久以来建立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自信。
总的来说，如果林语堂叫鲁迅闭嘴，这肯定会导致中国文学的倒退，降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维护鲁迅这种本土文化的思想，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林语堂和鲁迅的现实意义36
林语堂和鲁迅的现实意义摘要] 林语堂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大巨匠，对我国现代散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他们在政治态度、社会国民性、幽默及文学领域的观点相同之处少，不同之处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冲突对立的情况出现。
本文结合了两人的政治立场谈论他们的融合与对立，论述他们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进而谈论了他们对中国现实的影响。
[关键词] 林语堂鲁迅现实意义一、鲁迅与林语堂的融合与对立1、相濡以沫，同气相求的《语丝》时期。
林语堂与鲁迅曾在激情飞扬的“语丝时期”相知相遇。
这个时候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相同的，他们把矛头直指北洋军阀。
二人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小品(杂文)创作都提倡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艺术风格。
在思想内容上，他们反帝反封建，呼吁民主自由，抨击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斥责名流、“文妖”，声援爱国学生，蔑视公论，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
林语堂曾把鲁迅当精神导师，鲁迅也曾两次致信林语堂，大为赞誉并将林语堂引为革命同志。
2、林语堂与鲁迅的对立时期。
鲁迅与林语堂都不是政治人物，但作为文学大家的他们在文章中能鲜明地体现出政治话语体系惯性思维的不同。
因此鲁迅与林语堂的对立就很难让众人从个人语境来理解成为个人恩怨，即使恩怨源自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林语堂与鲁迅的决裂也并非只是鲁迅扔烟头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那么简单，而“南云楼风波”事件的发生也充其是两位大师之间的“隔阂”流于脸面的一个体现。
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对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欠账不还而不满，鲁迅认为林语堂有意侮辱自己，当即拍桌与林语堂发生不快。
此番不愉快的风波之后，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也不再把鲁迅当作携手互助的同志。
后来随着上海文坛的活跃，鲁迅以左翼作家联盟盟主的身份继续执笔著文鞭挞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文化。
但此时林语堂已经厌倦所谓革命与政治，与他立下终身不参与政治的宗旨只有两年半之遥。
林语堂追求个性自由，而左翼联盟是由中共领导成立控制的。
批评与责备
20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
1932年，林语堂开始创办《论语》杂志，同时倡导“幽默”之风，还热情地邀请鲁迅为杂志撰写文章。
对于林语堂的做法，许多人觉得诧异，因为他俩的关系此前曾出现过一点小嫌隙。
那是1928年8月的一天，鲁迅夫妇、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被邀请至上海的南云楼吃晚饭，谁知临近结束时，因为林语堂一句很随意的话，竟惹得鲁迅站起来训斥他。
当众遭到鲁迅的斥责，林语堂脸上有些挂不住，当然他也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
就因为这样一件很小的事情，两人竟然长达三年时间没有联络。
直到后来，两人因为又在一起共事，这才“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
而今，林语堂不计前嫌，热情地邀请鲁迅为他的刊物撰写文章，鲁迅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两人和好如初，鲁迅一定会为好友写一篇讨喜的文章。
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鲁迅一贯的性格了。
虽然他答应下来为林语堂的杂志撰写文章，但鲁迅当时并非无原则地吹捧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而是多有批判之意。
收到鲁迅言辞激烈的文章，杂志社同仁都劝林语堂三思而后行，如果稿子发出来后，被读者嘲笑的一定是他自己。
不过，此时的林语堂却一句话也没说，而是将鲁迅那言辞激烈的文章，全都一字不改地刊发在《论语》杂志上。
文章刊出后，许多人也都被林语堂的大度和胸襟所折服。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于他的大度，懂得大度的人，在生活中一定是个很宽容的人；同样，一个懂宽容的人，其一定是生活中的智者，因为你从他的一举一动之中都可以看到善意，而非以剑拔弩张的姿势面对世人。
一字不改显胸襟◆相逢一笑温子升是北魏时期的文学家。
永熙年间，他担任太子侍读，辅导太子读书。
太子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性子不免有些骄横，从不惧怕任何人。
然而，太子唯独对温子升不同，虚心听从他的教导，从未有过顶撞和冒犯，而且对他恭敬有加，很喜欢听他讲书。
同为太子侍读的一名官员羡慕不已，但又很不解，为什么太子唯独喜欢他？“一定是他从未批评过太子。
”官员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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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鲁迅的意气之争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
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
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
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
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
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
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
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
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
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
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
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
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
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
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第1进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
《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
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
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
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
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
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
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
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
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
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
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
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
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
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
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
同赴南云楼晚餐。
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
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
事情是小之又小。
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
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
他自己要好好的做。
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
……他是多心，我是无猜。
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
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
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
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
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
”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
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
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
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
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
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
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
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
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
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
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
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
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
“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
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
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
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
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
此一叹也，无以名之。
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
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
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