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赵敏俐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赵敏俐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关键词　魏晋文学自觉说　汉代文学自觉说　功利主义　文学自觉　个体意识　抒情文学作者赵敏俐,1954年生,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9)。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①它甚至成为许多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这种提法合适吗?它能很好地揭示中国文学史现象吗?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反驳。但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巨大。我以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②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这样做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亟需要我们对这一说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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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①②“魏晋文学自觉说”在不同学者那里也有不同的表述。日本人铃木虎雄最早的提法是“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则称之为“曹丕的时代”,还有的学者称之为“建安时代”。相应的内涵也多少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是“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所以本文也以此为统称,除了确有必要外,一些内部的细微之处不再做更多的辨析。

据孙明君考证,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乃是有感而发,“不同于那些爬梳史料、精心推敲的科学论文,其间渗杂了许多讥讽时事的成分。”参见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92页。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简述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

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①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铃木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

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

②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很难看到铃木的文章,所以,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

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

③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

④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先生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

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

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

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李泽厚对于鲁迅说法的张扬,使得“魏晋文学自觉说”在近20多年的

时间里深入人心,大有“风靡天下”之势。

⑦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

⑧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说法。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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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第37—38页。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4

页。

按铃木虎雄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1925年又收入作者的《中国诗论史》一书,鲁迅的演讲在1927年,

二者的前后承续关系比较明显。参见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第89—95页。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5、95—96页。

如王运熙、杨明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都接受了魏晋文学自觉说。

参见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第101—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