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适的贡献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适的贡献
作者：刘培强
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19期
胡适在回国并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
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少见到的。

伴随着他的“暴得大名”的是“批胡”或“反胡”的言论,这一现象在他生前与死后都没有停止过。

不管是“拥胡”也好,“反胡”也好,后生的我们已无法还原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去揭开每一个疑问。

但我们不能像周明之先生所说
的那样:“我们无时不把我们想当然的道德观,强加之于古人,定他们的罪。

近几十年来,更无时不以盲目的政治教条,作为判刑和褒扬的尺度。

……我们为民族社会所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我贬抑的集体记忆而已。

”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平和的心态。

不管胡适的功大于过也好,还是过大于功也好,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法磨灭的,本文便通过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试图找回一个真实的胡适。

一、提倡白话文
如前文所述,白话文的提倡与顺利实施使胡适在学术思想史上名声大噪。

但白话文的使用
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文化具有更大更为深远的影响。

周策纵在《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一文中说:“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

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
大的影响。

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
化的最大贡献。

”由提倡白话文而带来的一场文化革命,也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象征性重建。

胡适把林纾所鄙视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提升到“国语”的地位,打倒了文言的权威,实际上也就夷平了操纵着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级。

这也正是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指出的:“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

……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

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

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所以格里德也给予了这场运动很高的评价:“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着深远的社
会含义和政治含义。

”唐德刚先生说:“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

”李泽厚先生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说:“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确乎远不只
是文学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文学新精神的问题,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的觉醒。

”
二、创建学术新范式
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出新的空前冲击。

虽然“胡适在旧学根柢、新(西)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并不高明,甚至还远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人,”“在真正学术意义上,有如金岳霖所说,胡适的书好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开创,”但胡适的贡献“与其说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是思想性的。

”所以李泽厚先生才说:“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如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

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

”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及在北大课堂上的讲授给当时的学术界(即上层文化界)以极大的思想震动。

顾颉刚在《古史辩》自序中回忆当时所受到的思想震动时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然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截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只有有了这种思想上的震动,才会使胡适刚到北大时的“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到给予他肯定。

“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
当胡适被给予了肯定并被广泛关注的时候,他的思想才能得以给当时学术界以冲击,正如余英时先生总结说:“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

即使在思想上和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梁漱溟与李大钊)也仍然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

而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则起了‘示范’的作用,及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 “无论今天看来它包含了多少可以商榷的问题,它在当时能够掀起考证学——史学的‘革命’是丝毫不足为异的。

”
这种典范的革新不仅体现在思想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表达的形式上。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回忆说:“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

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

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正因为胡适对学术思想界的冲击及学术范式的创建,才使他得以在当时稳住脚跟,并在以后的学术思想界长期处于核心地位。

尽管在其晚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他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受着他的一些影响。

正如格里德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中大部分学术成就很快就被取代了,但它在它兴盛的时代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甚至是永久性地给人们换上了现在用以研究这些专题的观点。

”
三、介绍、提倡实验主义
胡适的第三个贡献是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即杜威的“实用主义”。

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是杜威的信徒,“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并且在其晚年做《口述自传》时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

‘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

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他所竭力介绍提倡的实验主义以他概括的所谓“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最通俗、最著名。

“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这也正是为什么李泽厚先生说:“胡适虽然竭力介绍了一些杜威的真理论、思维术等等,但真正在中国学术界留下思想痕迹的,却仍是他这简要的‘十字真言’。

甚至包括熊十力在内,也认为:‘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

’”胡适所提倡的方法论不只受到了杜威的影响。

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到他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

前者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徒证得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

胡适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的同时,也汇合了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正如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这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胡适所提倡的这个方法论到底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些什
么?“是否对自然科学家从丁文江到杨振宁有所影响呢?似乎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对同时代巨匠王国维、陈寅恪的关系,也并不清楚。

杜威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则另有途径,并非来自胡适。

胡适的学术影响主要在文史领域。

在这个领域,胡适自己以及所谓‘胡适派’的许多人的工作,却多半表现为一些细枝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等。

”我们不能断然否定他的方法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也许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

他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

”或如他自己所标榜的:“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

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 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4]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中译本自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
[5] 唐德刚. 胡适杂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培强(1985-)男,河南濮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中西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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