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历史变迁及其对临清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历史变迁及其对临清市发展的影响研究王敏;惠洪宽;管永梅
【摘要】京杭大运河开通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形态和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文章以运河水道及功能变迁为切入点,以临清市为个案,分析运河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山东运河的变迁可分为早期形成、初具规模、繁荣发展、淤积衰退及重新利用五个阶段;运河的各项功能相继而生,互为结果,其中航运功能,决定了早期临清市的兴起和繁荣;运河的河道及功能变迁影响了临清市的城市规模、城市格局及城市产业.通过总结运河的历史变迁对临清城市发展的影响,为运河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期刊名称】《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3)003
【总页数】6页(P94-99)
【关键词】京杭运河;功能变迁;城市发展;临清市
【作者】王敏;惠洪宽;管永梅
【作者单位】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200;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200;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928.6
引言
京杭运河又称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纵贯京、津、冀、鲁、苏、浙6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全长1797公里，是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历史最悠久，长度最长的人工运河。

[1]山东运
河被称之为“鲁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海拔最高，船闸密度最大，水利工程成就最集中的河段，经近千年的历史积淀，沿线的枣庄、济宁、东平、聊城、德州等城市均留下了独具特色的漕运、水利、商业、民俗等历史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整个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存保留最好的河段。

运河开通至今，其形态和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目前一些专家、学者对京杭大运河与沿线城市进行了研究，傅崇兰所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是第一本关于运河城市的通论著作，该书从城市选址、环境、人口、经济、文化五个方面对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是早期关于运河城市研究的代表作。

[2]许檀认为明清时期
山东的商业城镇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大多分布在流通干线上。

[3]陈桥驿在其主编的《中国运河开发史》中不仅对运河本身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详
细的研究，也对运河与沿线地区的开发进行了专门论述。

[4]范今朝、汪波总结了
运河杭州段的变迁及其对杭州市发展的影响。

[5]邵常岁总结了近代交通方式的变
迁对山东运河城市的影响。

[6]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只是对运河及运河城市的发展进
行定性描述，很少有学者对运河的时空变化进行详细分析，更鲜有人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变迁与沿线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

2014 年6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我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年，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在杭州成立，旨在打造一条全新的京杭大运河世界级精品旅游线；山东省也开始着手建设“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和“鲁风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2016年“聊城京杭运河文化与生态旅游保护开发项目”被列入山东省“十三五”旅游开发重点项目。

在这种形势下研究运河及其功能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变迁为切入点，以临清市为个案，基于ArcGIS软件的支持，探索运河河道及功能变迁对临清市城市形态、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的作用与影响，为运河沿线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一、京杭运河山东段水道及其功能变迁
中国运河有两个系统：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
运河，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主要开通永济渠和通济渠，至610年又开通了江南河，至此，以首都洛阳为中心，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人”字状两大撇捺延伸，并通过邗沟和江南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形成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主航道全长2700公里，沟通中国南北和东、中部的水运大动脉，此时的大运河被称为隋唐大运河。

元代以后，国都迁移到北京，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航运的目标也由洛阳转到了北京，元代便对大运河进行了裁弯取直，缩短航运里程900公里，形成了自元代以来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运河山东段南起山东与江苏两省交界处的大王庙闸，北到德州德城区第三店，流经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5市16个县(市、区)，全长643公里。

[6]纵观大运河山东段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早期形成阶段：军事功能为主
据历史文献记载，山东的运河最早开挖于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先后开挖了荷水、汴渠、洸汶运道和桓公沟等，形成了南北运道纽带的雏形。

此时，运河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物资运输和军事防御的作用。

（二）初具规模阶段：航运功能为主
图1 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图2 现代京杭大运河及山东段示意图
每逢朝代更替，统治者往往会疏于对运河的管理，直到隋大业元年（605年），
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和江南运河（永济渠是山东京杭运河开凿最早的一段），至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用了六年的时间，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至杭州、北通北京的纵贯南北的人工运河。

唐载初元年（690年），为方便将山东曹州、
兖州的粮食漕运到京师，朝廷便开凿了始于邢台，东到曹州至巨野泽的湛渠，它是五代和北宋时开凿的五丈河运河的前身。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下令开挖济州河，以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南至鲁镇与泗水沟通，北经安山镇（今梁山县小安山）入济水，全长70多公里。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下
令开挖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元史》卷64，《河渠一》），接通御河，全长120多公里。

至此运河山东段初具规模，人们不断地对运河进行开凿、疏浚、管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航运功能。

（三）繁荣发展阶段：航运及防洪灌溉功能为主
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派工部尚书宋礼总领其事，重新开挖会通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

会通河的开通，漕运的繁盛使得山东运河沿线的城镇枣庄、济宁、张秋、聊城、临清、德州兴起并发展。

从明代嘉靖、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等，至此，山东运河基本定型，全长480
公里，此时，运河的航运功能仍占主导地位。

山东运河流域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农业的灌溉、百姓的生活用水都离不开水源，遇到黄河泛滥的年份，运河防洪减涝的水利功能也变得非常重要。

（四）淤积衰退阶段：纳污功能为主
近代以来，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分流了运河的大部分客货运量，导致运河的航运地位下降。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连年战争及经济的衰败，运河的航运、灌溉等功能均下降，多处地段出现淤积现象，至上世纪90年代初运河山东段仅剩济宁以南河段仍在通航。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近代以来工业的快速发展，工
业废水开始大量排入运河，运河的纳污功能凸显，由于水体的自净能力有一定限度，一旦超过上限，运河的纳污功能便会急剧下降以至消失，这导致了运河部分河段的生态功能不断下降。

（五）重新利用阶段：文化、生态及旅游功能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对运河不断进行疏浚、管理，同时对运河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运河的纳污功能逐渐减弱，生态功能不断恢复。

2002年，国家为解决北方水资源紧缺状况，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这项工程的东线主要利用了古运河河道，这样运河河道得以重新修缮、疏通，其生态功能不断改善。

伴随着文化强国政策的实施，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使得运河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运河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运河沿线的闸坝、码头、桥梁等水利设施对于现代水利设施的设计、布局及应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运河沿线的管理衙署古建筑遗址和宗教建筑等都具有极大的鉴赏价值。

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文化，其本身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在交融的过程中各地产生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等。

如在京杭大运河未开通之前山东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区，鲁地民俗尊重传统、质朴务实，具有正统性、传承性和保守性特征。

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后，商业文化随着江南丰饶的物产来到北方，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儒学文化中的“义”与商业文化中的“利”有机统一，形成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为理念的儒商文化。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迫切，因此，开发运河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逐渐受到重视。

运河河道景观、运河沿线众多的古建筑遗址、名胜古迹，已开发成重要的旅游景区。

运河山东段发展与功能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航运是最基本，处于主导地位的功能，另外它还具备军事功能、水利功能、纳污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等。

这些功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产生的，每一种功能的作用大小和持续时间也不相同，并且，伴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同种
功能的发挥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运河的各项功能相继而生，此消彼长，相互作用，互为结果。

二、运河变迁对临清城市发展的影响
临清市位于山东西北部，隶属聊城市，其北邻河北，西近河南，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又位于运河与卫河的交汇之处。

临清之名始于后赵，取临近清河（卫河古称）之意，其真正兴起是在1411年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通几近废弃的会通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以后，紧邻会通河的临清因“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伴随着运河漕运的兴盛而迅速崛起，随后临清的商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并拥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美誉，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处著名商埠之一，因此，运河对临清市布局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运河对临清城市人口的影响
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使得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商业活动繁荣促使临清的人口迅速增加。

明初，临清只是一个八千人口的偏僻小县，弘治二年（1489年）升为临清州；至万历年间，临清已有三万余户，六万六千余人，而游宦侨商的人数是居民数的十倍，以此计算，临清当时的总人口数约为七十万。

[8]明末清初，因
为战乱和疾病，全国人口剧减，但康熙年间，临清州仍有人口66745人。

从乾隆
年间起至光绪年间，中国人口迅速上升，人口总数大大超越清代以前历代人口的数量。

临清也不例外，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临清直隶州总人口数达322637人（去除临清州所领的武城、夏津和邱县的人口），相当于清初临清人口的五倍多。

[9]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的漕运和商业功能逐渐衰退，城市人口也逐渐下降，到民国时期，临清除土城内部中洲一带尚有生机外，砖城已经是虚有其表，城市人口已经下降至10万以下，1953年山东省所辖七个城
市中已经没有临清的名字，这时临清的城市人口已不足5万。

通过上面人口数量的分析可以看出，临清市在明清时期人口优势非常明显，此时，
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临清城绾毂南北，是水陆交通的咽喉，汇集四方货物，最繁华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商铺林立，市肆栉比，绵延几十里，明清时期的临清城是一个商人众多，漕运、商务、税关事物繁多的商埠。

此时临清市的人口结构也是由这种条件决定的，新城主要是商业人口，旧城除相当数量的商业人口外还包括城市居民和守城士兵及官吏、缙绅，但此时临清市人口数量最多的是商人和手工业者。

（二）运河对临清市城市规模和布局的影响
人口的增多必然会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临清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临清有驻军，有国家粮仓，有来往商旅，不能无城。

景泰元年（1450年），临清在会通河东岸筑砖城，周围仅九里余，主要用于储粮仓和各级衙署的建设。

弘治二年（1489年），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区也是随之扩展，在会通河分两支入卫河之间形成一块名为中州的商业区，该区域主要为陆地上往来商客开设商铺，建立货栈，而后该区域成为临清的商业中心。

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与航运交通的需求，临清扩建了中洲和土城使其与砖城相接，形成连城。

从图3可以看到砖城并不是沿运河而建，而是分布在东北侧地势较高处，为政治
中心、仓储要地；而后期所建的土城形状并不规则，是依据地形沿运河而建，土城建成后某些市集贸易逐渐自砖城迁出并开始向中州地区汇集；随着运河的繁荣及商贸经济的发展，土城规模不断扩大，与砖城相连形成连城，连城控制会通河、卫河的咽喉，中州地区成为繁华的商业地段，其商业区的街巷布局大多依运河的流向而设，并有道路直通运河码头，城市主导产业由传统的种植业向多样化的手工业转变；现在由于运河航运功能的逐渐衰退，临清市的城区分布则不再沿运河展开，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呈南北延伸。

图3 临清城区规模布局变化示意图
（三）运河对临清城市产业的影响
明代以前山东属于传统农耕区，其手工业并不发达。

到明代，大运河南北贯通，沿河流域各州县出现了以运河流通为依托的手工业生产，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临清作为运河通往京师的咽喉之地，迅速发展成为天下第一码头和商业大都会，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典型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烧造业、纺织业和竹编业。

临清一带盛产莲花土，用这种土烧成的砖光洁齐整，异常坚硬，叩之有悦耳的金属声，因此，临清烧造业迅速发展。

经考古人员实地调查，明清两代的窑址多达一百九十二座，大都分布在运河沿岸。

据《临清县志》记载“岁征城砖百万”，北京
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及各王府中所用的临清贡砖处处可见。

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园营建中所用的“寿工砖”也由临清烧造。

此外南京中华门城墙、玄武桥，曲阜孔庙，德州减水坝，张秋镇荆门、阿城、七级等闸坝也相继发现临清贡砖，这些砖至今不碱不蚀、敲击有声。

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以后，临清交通条件优越，大批江南客商来此从事丝绸和棉布贩卖活动，南来北往的商人不仅收购临清所产的布帛丝绢，而且从江南带来了精美的产品和精湛的技艺，促使临清丝织业应运而兴，渐趋发达。

临清的丝织品品种繁多，主要有手帕、汉巾、帕幔、丝布、丝线、帛货、哈达等，在当时的北方堪称佳品，行销甚广。

清末，临清全境有机房700余处，收庄10余家，织工5000余人，年销货值达数百万元，产品销往青海、甘肃、西藏、新疆、内蒙和东北等地，还通过运河南下经杭州运到海岸港口，转运到印度、尼泊尔等国。

由此可见，京杭大运河促进了临清丝织业的发展，不仅为丝织业运送原料及产品，而且促使临清成为哈达生产和出口的集散地。

繁华的运河经济也促进了临清社会文化与生活观念的转变，不少南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也带至临清，并逐渐演变成为当地的习俗。

临清本不产竹，所需竹子皆是
由运河从南方运来，各种竹子编制的生活器具，如竹篮、箩筐、筛子、晾衣竿等，成为临清人生活中的必备用品，因此，在临清形成了专以生产竹竿和竹制品的手工业集散地。

随着运河经济的繁荣，临清的手工业迅速发展，除烧造业、丝织业及竹编业，还出现毛皮业、酱菜业等行业。

临清一首民谣中唱到：“临清宝，真不少。

瓜干枣脯千张袄。

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

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

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

”这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临清部分手工业品的生产记录。

临清手工业以街道划分，在明代，临清城内有81条街巷，其中以手工业命名的就有34条，至今存留的街道仍有不少以手工业命名，如：白布巷、竹竿巷、油篓巷、琵琶巷、箍桶巷、纸马巷、手帕巷等。

三、结论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京杭运河的形态和功能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本文以运河水道及功能变迁为切入点，以临清市为个案，分析运河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结论如下：
（一）京杭运河山东段的发展经历了五个时期，其发展过程中主要的功能有航运、水利、纳污、生态、文化、休闲旅游等，各功能相继产生，互有消长。

其中，航运功能是主导，它在最初决定运河的产生、形成，又长期决定运河的发展和延续，并由此直接导致城市的兴衰起落，其它功能多由之派生。

（二）运河山东段的河道变迁与功能演化直接影响临清市的城市规模和发展方向。

会通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临清市伴随着运河漕运的兴盛而迅速发展，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处著名商埠之一。

运河不仅使临清的城市形态沿河分布，而且商业区的街巷布局大都依运河的流向而设并通向码头，城市产业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变为多样化的手工业为主，其典型产业因运河而兴起并发展，产品沿运河远销国内外。

由于篇幅所限以及临清市明清时期人口、城市规模数据难以获取，所以文章只对运河功能的变迁及其对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和布局及城市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运河功能变迁对城市文化、城市形象等其它方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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