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1、林纾，字琴南。1852年生。福建闽县人。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

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

1895～1898年翻译ｔ.ｈ.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1897年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戊戌变法后，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1915年参加筹安会。提倡尊孔。

3、傅雷

（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

《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写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专著，以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散文。

4、钱钟书

罗新璋曾引述这样一句话：“不懂钱钟书，是国人的悲哀；同样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的确，作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的钱钟书，早已誉满海内外，而作为翻译家的钱钟书却少为人知，甚至当我们使用这个称号时，有人会持有疑惑。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严格将评定翻译家的二项标准来衡量钱钟书时，他有可能会落选。一、他不像严复、傅雷、郭沫若等人那样，出过一批有影响力的译作，仅其最大一项翻译工作来说，也就是参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英译工作，再次就是对自己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中，上千英、法、德、意、西、拉丁语例句的翻译，而此却不为人所易见。二、钱氏论译，并没有鸿篇巨制，也没有完整系统，仅有《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翻译术开宗明义》、《译事三难》等专论文章，其它的思想都零星散落在各文篇章著作中。然而，有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钱氏的“化境说”却在翻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并且在提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每每会被人引述；此外，钱钟书作为翻译界所推崇的老一辈，为《中国翻译词典》进行题词，还作为翻译家被收入于《中国翻译家词典》中，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明钱钟书在翻译中所做的真正贡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钱钟书本人并没有出过专门的译著，但他的翻译实践却让无数翻译家所惊叹和折服。一、钱钟书几乎是1950-1953年《毛泽东选集》英译文稿的最后审定者。在同是英译委员会的金岳霖、王佐良、陈振汉等一批代表当时中国英语最高造诣的人中，钱钟书凭着自己的才华和睿智，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成为“毛选”英译工作的脊柱。1960年，在以袁水柏为组长的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中，钱钟书再次担任了组员，和叶君健两人负责对诗词的翻译和润色工作。其实，仅就这两项翻译工作来说，其翻译量就为不少，而其翻译难度和要求都是为一般文学翻译所不及，这种翻译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大，是代表着新中国的国家的翻译水平。

6、季羡林

（1911．8．6－）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