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的治道思想

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的治道思想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为了对汉初统治集团寻求长治久安之道进行学术考察，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视角梳理汉初儒家学者进行思想整合的过程，认为汉初黄老政治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机遇，陆贾、贾谊、韩婴汉初三位儒家代表人物，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长治久安；治道；陆贾；贾谊；韩婴；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苦苦寻求长治久安之道。

所谓长治久安就是指国家能够得到很好地治理，政权稳固，长时期地维持社会和谐安定。

其本质内涵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长治久安作为治国的最高目标，不断地进行探索。

这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一家一姓的天下能够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以长久地维持其统治地位。

汉初儒家的治道思想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

所谓“治道”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针对如何治理国家而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学说体系。

一、汉初诸子复兴思潮
秦末汉初被有的学者称为“后战国时代”，与这一社会特点相对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就必然有一个先秦诸子重新活跃的阶段。

汉王朝继秦而兴，基本上继承了秦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继续推进着建立“大一统”的新兴帝国的千秋大业。

汉代初年，鉴于秦政之弊，政治气氛日渐宽松，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一时间出现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先秦以来几家主要学说基本上都得以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诸子复兴思潮，“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

”[1]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状况评论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诗》《书》往往间出。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

”[2]司马迁所说的是各学派在宽松环境下的发展概况，此实为诸子复兴的开端。

“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3]是说惠帝至文帝之世的相应举措，不仅使书籍之出渐多，诸子之学的传习也因朝廷的扶助而渐盛。

至武帝之初，由于传习诸子之学者各有其人，故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4]汉初学者有的欲以其学说干禄，有的希冀在兴邦治国中大显身手，都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政治家的赏识，纳入治国安民之道。

当时，除名家、墨家没有代表人物外，各家都还有程度不同的势力，其中尤以黄老道家、儒家和法家为盛。

但从整个社会思潮来看，神秘化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也相当大。

汉初的诸子之学，限于史料，已难考其详，这里只能叙其梗概。

二、黄老之学与儒学复兴
汉初统治者提倡黄老思想，这是《史记》、《汉书》有明文记载的。

据《史记·儒林传》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5]《汉书·外戚传》也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6]是说汉初的文帝、景帝和窦太后都喜好黄老之术。

另外，汉初一批当权的重臣，主要也是奉行黄老之术的，例如萧何、张良、陆贾等等。

《史记·乐毅传》记载了黄老思想传承的过程：“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7] 盖公是汉初齐地的黄老学者，教授于胶西一带。

齐相曹参听说其大名，便“使人厚币请之”，“避正堂，舍盖公焉。

”[8]这样，黄老道家就成为西汉初年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但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而且走上了政治实践，成为汉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黄老之学是汉初几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学说，汉初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之于黄老之学指导下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原则上说，这些看法并不有错，但未免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估计过高。

这主要是由于黄老学的相关著作基本佚失，人们对黄老学在汉代的实际情况及其实际影响力缺乏真切的理解，故而或则语焉不详，或则多为推测之辞。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先秦黄老学的具体内容以及黄老学与汉初社会的关联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逐渐深化了过去的认识，如学者金春峰通过研究汉初黄老学与儒家的关系强调：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汉初黄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

或者用黄老思想补充解释儒家思想，或者把黄老思想纳入体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甚至移花接木，用黄老思想为儒家思想作天道观的根据和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

”
[9]事实正是这样，儒学虽然在秦王朝遇到重创，但在民间一直潜移默化地存在和发展。

到
了汉初，统治者用黄老之学治国造成了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另外，从学理上讲黄老之学在某些内容上、价值指向上与儒家学说有诸多相通之外。

说到汉初儒道关系，过去学人经常引用司马迁“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10]的话来说明儒道互绌，过分强调儒道的对立和斗争。

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特定年代政治斗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

历史是事实是：汉初统治集团喜好黄老之学，在政策上以黄老思想治国，但某些措施如“约法省禁”、废除苛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与儒家倡导的德政、礼治基本精神相通，是儒家王道思想的应有之义。

通过仔细地分析汉初治道思想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从汉高到文景，从陆贾到贾谊，儒家思想的色彩由淡而浓。

一定程度上说，先秦儒家治道思想就是通过黄老之学与封建政治实践相接榫的。

所以，有学者认为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

通过汉初黄老政治这个阀门，思潮的流向不再是反归法家而是奔向了儒家。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老政治是儒家改造的契机，也是儒学复兴的通道。

[11]
三、汉初儒者的思想整合
儒学在秦王朝遭受重大摧残，大批儒士逃隐各地，在民间保存力量，到了汉初政治环境宽松，走向复兴。

儒学的复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刘邦集团出身卑微，粗鲁无学，对儒学没有什么好感。

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走向复兴。

陆贾、贾谊、韩婴汉初三位儒家代表人物，他们都与先秦儒家大不一样，都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观点，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

陆贾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

他著《新语》12篇，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主张，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声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强调“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

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12]主张以仁义为本，主要通过教诲，辅之以赏罚，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大小、强弱、贤愚、廉鄙协和的社会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人们和谐相处。

陆贾是汉初以儒为宗，对道法思想进行整合的一个重要思想家。

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兼容吸取了不少黄老思想。

他说：“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13] 陆贾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受到道家的影响，强调“无为”。

他说：“夫道莫大于无
为，行莫大于谨敬。

”[14]当然，他所说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达到“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15]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治道的理想状况，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有一致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儒家倾向。

陆贾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为主，兼容法家，提出文武并用，德刑相济，以德为主的治道主张。

他向刘邦解释为什么“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时，提出了效法商汤、周武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建议。

陆贾讲“文武并用”，就是告诫刘邦不能象秦始皇那样专任刑罚，而要讲求“德治”，实行“仁义”。

陆贾明确提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16],同时也重视法治的作用，要求国君应“进退循法，动作合度”[17],在法律方面要做到“执一统物”，即“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18]。

“文武并用”实际上也就是德刑兼施。

当然，在陆贾的思想中，德与刑不是同等的，他强调德不厌重，刑不厌轻，“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

”[19]这显然有德主刑辅的意思。

贾谊，洛阳人，汉初政治家、思想家。

少有才学，年仅十八就因为能诵诗书闻名于郡中，其学以儒为宗，精通百家。

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

”[20]他思想敏锐，意气奋发，但在朝廷上陷于群小的嫉恨之中，渐受排斥，后贬为长沙王梁王太傅。

郁郁不得志中抱恨早亡，年仅33岁。

贾谊论著经后人整理，汇成《新书》10卷。

其中《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乃千古名篇，影响极大。

贾谊学术渊源是荀子。

侯外庐等先生认为，“贾谊的《治安策》在形式上就有荀子的《富国》、《议兵》等篇的结构，……必深得荀子一派儒学的教养。

……贾谊《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人为）也’的理论。

……他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谊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这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

”[21]《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杂家，实际上上他的思想是以儒为主，兼容并包的。

他与先秦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上有意识的整合诸家，相同之处是针对现实，反思历史，着眼于解决所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与陆贾相似，贾谊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22]秦曾经那么不可一世，但很快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其原因就是不施仁心，行
仁政。

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证以“仁义”治国的必要性。

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说，君离不开民，安危取决于民，存亡取决于民，成败取决于民，力量来自于民。

因此，民是国家政治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君以国以为本，君主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23]
他对社会现实有深沉的感受，在批判和反思秦王朝“有为”之过的同时，也对现实抱着批判态度，批评“无为”苟简的黄老政治，这说明他是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

他认为秦之所以灭亡，主要的原因不仅在于苛政，而且在于“失礼”，即没有推行礼制。

因此要采取的治国方针就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建立和推行礼制。

贾谊还指出当时存在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用积极有为的办法解决，如匈奴的侵扰，同姓诸王的跋扈，社会贫富的分化等，都需要采取“有为”的办法才能解决。

贾谊治道思想是沿着荀子的思路，主张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尽管学界对贾谊的学派归属一争议，但详析贾谊的治道思想，其基本内容仍不出儒学范围。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谊很重视礼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之治须以礼义为先。

但他绝不否认法的作用，而是认为礼法必须结合。

贾谊这里所言之法，乃指刑法。

贾谊这里所谓的“法”，显然是指刑法。

所以，以礼为先，礼法结合，其实提倡的就是儒家一贯坚持的“德主刑辅”思想。

他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
[24]认为礼与法作用的时间不同，功用也不同，礼重于教化，促人向善，防患于未然。

法重在惩治，令人畏缩，罪人于已然。

在治国过程中礼与法各有功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二者结合，其政治便能象金石一样经久。

显然，在他的眼里，以礼为主，礼法并用，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

陆贾和贾谊注重现实，偏重政论，从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和汉初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入手，而韩婴则偏重于学术，主要是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对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是《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把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加以杂编而成，每条一般都以一句《诗经》引文作结论，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其主要基调是道德教化。

就这部书与《诗经》关系而言，它既不是对《诗经》的注释，也不是对《诗经》的阐发，而是借《诗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同时许多材料也来自先秦诸子。

如《荀子》就是最常引用的，此外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引用过。

这些反映了作者对先秦诸子的吸收和整合。

在治道思想方面，韩婴与陆贾、贾谊以及汉初其它学者相似，也是从反思秦的二世而亡入手，批判秦的苛政暴刑，认为秦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不行仁义。

他的治道思想中也强调礼法
结合、王霸兼用。

对于治理国家，他提出要吸取秦不讲礼义，天下大乱，导致败亡的教训，强调礼义是治国的根本，“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25]，认为“礼义”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强调以礼义治国的同时，韩婴也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他提出“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刑乎下，如是百姓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26]，认为只有礼法结合才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

《韩诗外传》卷三还引孔子的话：“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

今犹此也，上忧劳而民多罹刑。

”[27]他把礼比作辔衔，把刑比作鞭策，认为治国就像御马一样，必须礼法结合，同时使用，不可偏废。

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韩婴认为重法爱民的霸术也是王道仁政应有之义，他讲儒家的“仁道”时把仁为四等：圣仁、智仁、德仁、磏仁，其中的“磏”(廉直)是法家特别强调的，他诠释“磏仁”云：“磏仁虽下，然圣人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

”[28]廉直者可以“弗顾弟兄，以法度之”[28]，这种带有法家精神的廉直尽管有些偏离儒家，但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对于为民伸张正义则是不可或缺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初治道思想的主题是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其学术理路是思想整合。

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应实现政治的需要，以儒为宗，兼容道、法、墨、名，有目的地进行思想整合，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不但为汉代走向强盛，建立大汉帝国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也为其后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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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学院学报》2012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