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的治道思想

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儒者的治道思想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为了对汉初统治集团寻求长治久安之道进行学术考察，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视角梳理汉初儒家学者进行思想整合的过程，认为汉初黄老政治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机遇，陆贾、贾谊、韩婴汉初三位儒家代表人物，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长治久安；治道；陆贾；贾谊；韩婴；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苦苦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所谓长治久安就是指国家能够得到很好地治理，政权稳固，长时期地维持社会和谐安定。其本质内涵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长治久安作为治国的最高目标，不断地进行探索。这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一家一姓的天下能够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以长久地维持其统治地位。汉初儒家的治道思想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所谓“治道”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针对如何治理国家而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学说体系。

一、汉初诸子复兴思潮

秦末汉初被有的学者称为“后战国时代”，与这一社会特点相对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就必然有一个先秦诸子重新活跃的阶段。汉王朝继秦而兴，基本上继承了秦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继续推进着建立“大一统”的新兴帝国的千秋大业。汉代初年，鉴于秦政之弊，政治气氛日渐宽松，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一时间出现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先秦以来几家主要学说基本上都得以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诸子复兴思潮，“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1]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状况评论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2]司马迁所说的是各学派在宽松环境下的发展概况，此实为诸子复兴的开端。“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3]是说惠帝至文帝之世的相应举措，不仅使书籍之出渐多，诸子之学的传习也因朝廷的扶助而渐盛。至武帝之初，由于传习诸子之学者各有其人，故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4]汉初学者有的欲以其学说干禄，有的希冀在兴邦治国中大显身手，都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政治家的赏识，纳入治国安民之道。当时，除名家、墨家没有代表人物外，各家都还有程度不同的势力，其中尤以黄老道家、儒家和法家为盛。但从整个社会思潮来看，神秘化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也相当大。汉初的诸子之学，限于史料，已难考其详，这里只能叙其梗概。

二、黄老之学与儒学复兴

汉初统治者提倡黄老思想，这是《史记》、《汉书》有明文记载的。据《史记·儒林传》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5]《汉书·外戚传》也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6]是说汉初的文帝、景帝和窦太后都喜好黄老之术。另外，汉初一批当权的重臣，主要也是奉行黄老之术的，例如萧何、张良、陆贾等等。《史记·乐毅传》记载了黄老思想传承的过程：“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7] 盖公是汉初齐地的黄老学者，教授于胶西一带。齐相曹参听说其大名，便“使人厚币请之”，“避正堂，舍盖公焉。”[8]这样，黄老道家就成为西汉初年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但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而且走上了政治实践，成为汉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黄老之学是汉初几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学说，汉初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之于黄老之学指导下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原则上说，这些看法并不有错，但未免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估计过高。这主要是由于黄老学的相关著作基本佚失，人们对黄老学在汉代的实际情况及其实际影响力缺乏真切的理解，故而或则语焉不详，或则多为推测之辞。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先秦黄老学的具体内容以及黄老学与汉初社会的关联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逐渐深化了过去的认识，如学者金春峰通过研究汉初黄老学与儒家的关系强调：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汉初黄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或者用黄老思想补充解释儒家思想，或者把黄老思想纳入体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甚至移花接木，用黄老思想为儒家思想作天道观的根据和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

[9]事实正是这样，儒学虽然在秦王朝遇到重创，但在民间一直潜移默化地存在和发展。到

了汉初，统治者用黄老之学治国造成了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从学理上讲黄老之学在某些内容上、价值指向上与儒家学说有诸多相通之外。说到汉初儒道关系，过去学人经常引用司马迁“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10]的话来说明儒道互绌，过分强调儒道的对立和斗争。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特定年代政治斗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是事实是：汉初统治集团喜好黄老之学，在政策上以黄老思想治国，但某些措施如“约法省禁”、废除苛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与儒家倡导的德政、礼治基本精神相通，是儒家王道思想的应有之义。通过仔细地分析汉初治道思想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从汉高到文景，从陆贾到贾谊，儒家思想的色彩由淡而浓。一定程度上说，先秦儒家治道思想就是通过黄老之学与封建政治实践相接榫的。所以，有学者认为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通过汉初黄老政治这个阀门，思潮的流向不再是反归法家而是奔向了儒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老政治是儒家改造的契机，也是儒学复兴的通道。[11]

三、汉初儒者的思想整合

儒学在秦王朝遭受重大摧残，大批儒士逃隐各地，在民间保存力量，到了汉初政治环境宽松，走向复兴。儒学的复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刘邦集团出身卑微，粗鲁无学，对儒学没有什么好感。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走向复兴。

陆贾、贾谊、韩婴汉初三位儒家代表人物，他们都与先秦儒家大不一样，都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观点，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

陆贾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他著《新语》12篇，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主张，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声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强调“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12]主张以仁义为本，主要通过教诲，辅之以赏罚，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大小、强弱、贤愚、廉鄙协和的社会秩序，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人们和谐相处。

陆贾是汉初以儒为宗，对道法思想进行整合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兼容吸取了不少黄老思想。他说：“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13] 陆贾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受到道家的影响，强调“无为”。他说：“夫道莫大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