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

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

的关系

【摘要】当下中国处于自媒体时代，又已进入了风险社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事发后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对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新闻发言人激惹舆论和受到诟病的发言主要有：披露事件信息严重滞后；发言中公布的事件信息不充分；发布的事件信息不合乎事实；发言回避实质性问题；某些失当的语言激起舆论海啸。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从制度设计上进行改进；其次，领导和新闻发言人确立尊重和信任人民的理念、将信息充分公开的理念、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理念。再次，研究如何把话说好。最后，逐渐形成相对宽容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舆论；关系；研究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与事件相关信息的需求极为强烈。此时，最需要涉事部门、单位的新闻发言人站出来发言。而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常常会在很大程度上或从正面或从负面影响舆论。因此，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许多时段，都曾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但在2003年前，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由新闻发言人或相当于此种角色的官员就事件进行“发言”，以此方式披露信息和表明观点。在尚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情况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甚至被作为“不闻”处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发生于1970年1月5日的云南通海特大地震，由于媒体未加充分报道而不为世人所知。

关于此次地震的详情，人们直到30年后才广为知晓。应该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信息传播技术又很不发达，通过“不闻”或“准‘不闻’”来控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传播以及与此相关的舆论，是不难做到的。而新闻发言人制度，则尚无相应的社会土壤。从现象上看，新中国建立后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建于1983年。据了解情况的人士回忆：

1983年初，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相关文件出台，次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便登台。起初新闻发布频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率每周只有一两次，有时新的国际问题出现，外交部‘三天不说话’，被海内外媒体‘逼’着表态可见，当时这项制度仅限于外交部，且并未成为常态。这项制度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以及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沪杭线火车相撞事件、2003年的SARS事件前半程）中，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新闻发言人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基本缺席，当然谈不上与事件舆论有多大的联系。而新闻发言人在各种重要场合基本缺席，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规范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而且普遍地建立的起始年份，现在比较公认的是2003年。以是年4月20日为界，关于SARS疫情的信息，经历了由不公开或不充分公开到公开而且是充分公开的过程。对该事件的信息不予公开或不充分公开，

是长期以来官员思维定势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延续，符合历来的传统做法。但SARS事件引起的社会心理震荡之大、之烈，出乎人们的意料。同样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位高官因对疫情信息不公开负有责任而丢官。这在政界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严重的疫情本身。信息不公开或不充分公开与信息公开而且是充分公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两重天：前一重天，谣言纷飞，人心散乱；后一重天，谣言消失，人心凝聚。谣言对于众心而言是迷魂汤、腐蚀剂；而消除谣言的良方妙法即为实行信息公开。从SARS事件后半程以及事件后的情况来看，政府新闻发言人切实担当起了及时披露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的重任，名副其实地掌握了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以及舆论引导主动权。

在SARS事件中，人们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如下真理性认识：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则开始确立了这样的意识：不实行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的公开，是会被究责、会丢官的；进一步说，不实行信息公开，是主政者主政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处理SARS事件过程中，在对由信息不公开所带来的危害进行痛苦反思的基础上重建的。

事实证明，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够健全到比较健全，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从2003年4月至今，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社会舆论格局的巨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在对此进行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重要节点：

第一个重要节点：2003年12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举行。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及其权利、利益、愿望和诉求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受到执政党的极度重视。这是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公众表达诉求的舆论活跃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重要节点：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此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决议》从“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高度，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此后，各级主政者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应对舆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好与新闻传媒的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系统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而正是这方面能力的欠缺或不足，成了某些主政者执政能力系统结构中的“短板”。

第三个重要节点：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举行。大会报告提出“扩大人民民主”，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四权”，是“扩大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知情权，则是公民行使其他三种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上述重要节点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在当今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于风险社会之中。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致使危机事件频发。早在2006年1月，着名学者于建嵘就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主要标志是：第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不断快速增长71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至近7万宗，涉及人数从70

万人增至300多万人。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