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明代宗藩的研究综述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明代宗藩的研究综述3顾锦春,叶剑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摘　要]近20年来,史学界对明代宗藩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本文试通过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最终结局以及地区性藩王和宗室个案的分析等方面研究成果予以总结,以期服务于明代宗藩史的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宗藩;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建立了极具特色的宗藩制度。

有明一朝,宗藩制度与之相始终,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深入研究明代宗藩制度及宗藩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近20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宗藩作了系统和认真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本文试就近20年来国内对明代宗藩的研究作一番综述。

一、政治方面 宗藩制的建立。

对于朱元璋建立宗藩制度的原因,史学界主要有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以张德信的《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1]与周积明的《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2]两文为代表,认为分藩制的出炉是迫于明初政治形势与巩固皇权的迫切需要,是朱元璋从开国功臣手中剥夺军权的一项重要环节。

当时北方边疆时常受到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而急需派遣重兵加强防卫,但此时皇室与功勋集团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和土地与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矛盾已日益发展,朱元璋惟恐大将掌兵而尾大不掉,便将北方防御交之于宗室,建立了宗藩制。

第二种看法则以顾诚的《明代的宗室》[3]、张显清的《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4]、余兴安的《论朱元璋的政治蓝图及其对明朝政治的影响》[5]为代表,认为分藩制的建立是朱元璋吸取历史经验的结果。

朱元璋借鉴了汉晋两代分封易于宽纵导致诸王尾大不掉,而唐、宋两朝又过于抑藩导致了帝室孤微的教训,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视分封制为王朝长久的保证。

“藩禁”政策。

暴鸿昌的《明代宗藩特权的演变》[6]、张显清的《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7]、赵毅的《明代宗室政策初探》[8]和苏德荣的《明代分封制度的演变》[9]皆对明朝“藩禁”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了各自的表述,大抵皆认为洪武朝诸王权力过大,永乐、宣宗朝实行了“削藩”政策,宗藩由此退出政治舞台。

暴鸿昌的《明代藩禁简论》[10]则列举了“藩禁”政策的各种具体表现。

此外,对“藩禁”政策的研究还有毛佩琦的《建文新政和永乐“继3[收稿日期]2006-05-20[作者简介]顾锦春(1982-),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统”》[11]和赵中男的《明宣宗的削藩活动及其社会意义》[12]等。

宗藩制度对明代政治和军事的影响。

周积明的《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认为分藩制的建立,使得军权重心从开国大将手中转移到了藩王手中,从而为朱元璋剪除开国功臣集团提供了前提。

[13]张显清的《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14]以及勾利军、汪润元的《明初分封藩王的原因与历史作用》[15]则肯定了诸藩在明初捍卫边疆、促进统一和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永乐朝以后宗藩受制于严密的“削藩”政策,彻底沦为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成为激起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张德信的《明代诸王与明代社会政治》则从宗藩制度的弊端入手,解析了地方宗藩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16]陈新权的《朱元璋分封藩王与“靖难”之变》将“靖难之役”的爆发归结于宗藩制,认为朱元璋开创的分封制度势必激化皇权与藩权的矛盾,最终引发宗室的叛乱。

[17] 几次宗藩叛乱。

对于“靖难之役”的研究,有毛佩琦的《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18]、张承纲、战继发的《试论建文和燕王的个人素质与“靖难之役”》[19]、罗仑的《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军事成就》[20]、单锦珩的《论“靖难之役”》[21]及郭厚安的《论“靖难之役”的性质》[22]等。

其中对“靖难之役”的性质,毛佩琦的《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和赵毅的《明代宗室政策初探》[23]认为“靖难之役”不仅是建文和燕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亦是保守的亲王集团和开明的文人集团之间的斗争。

对此,不少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其中以郭厚安的《论“靖难之役的性质》与单锦珩的《论“靖难之役”》为代表,即认为建文帝君臣没有实行过什么新政,朱棣也不是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实质就是争夺皇位,削藩是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

对于“高煦之叛”史学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看法,赵中书的《略论“高煦之叛”———明代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认定“高煦之叛”的实质就是为了争夺皇位。

[24]而暴鸿昌的《“高煦之叛”辨》一文对此有异议,认为高煦没有屠戮一兵一卒,也未攻陷任何城池,并未发布起兵的宣言,而且在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时没有反抗,翻阅史籍并未找到叛乱的事实依据,更何况在朱棣“削藩”后宗藩已经不具有反抗中央的军事实力了,可以说高煦并无叛变的意图,而宣宗始终认为高煦的存在是他皇权的最大威胁,所以宣宗的亲征是为了铲除遗患和加强中央集权。

[25] 二、经济方面 明代的王庄。

其中以王毓铨的《明代的王府庄田》最具代表性,作者对王府庄田的类别、性质、历史渊源、土地来源、管理方式以及庄民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26]李槐的《明代王府庄田的来源》以明代赐田的宗数、数量、万历清丈前后庄田的变化以及时人的论述为依据,认为无粮白地是王府庄田的主要来源。

[27]李三谋的《明初庄田经济的性质》通过对王府庄田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较长时期内,明代王庄属于领主经济,只是在很短时间内显示过地主经济性质。

[28]此外,黄冕堂的《论明代贵族庄田的土地问题》[29]及《论明代贵族庄田的主佃关系和封建剥削》[30]两文亦对王府庄田的来源以及性质作了表述,并指出了这种经济方式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工商业方面。

赵毅的《明代宗室的商业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重农抑商、贵农贱商“的经济思想发生了改变,货币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刺激了宗藩的贪欲,加上皇帝自己带头,宗藩的经商活动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上层宗室野蛮掠夺式的经商方式,直接分割了朝廷的工商税课,限制了各地间的商品交流,严重阻碍正常的市场运作和货币的流通。

[31]覃延欢的《明代藩王经商刍议》则分析了明代藩王参与商业活动的原因、特点和对明代社会的影响,并将藩王经商的特点进行了具体概括:(1)通常自己不出面;(2)依仗特权来经商,大搞权钱交易;(3)经营的都是有利可图的行业;(4)所经营的工商业大都是非生产性的,指出藩王经商虽对改变“重农抑商”有一定作用,但宗藩以权经商,侵吞国家财物,垄断物价,控制市场,扰乱社会秩序,使得正常的商贾不能开展贸易活动,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32] 三、社会生活 文化活动。

由于严密的“藩禁”政策,宗室们对于政治的热情日益消减,部分宗室沉溺于文化自娱,在一些领域造诣颇深。

苏德荣的《明代宗室文化及其社会影响》,指出优越的物质条件与悠闲的生活环境为宗藩从事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在朝廷的提倡和鼓励下,许多宗室潜心经义音律,探索治学的微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3]余述淳的《明代藩王的著书与刻书》认为由于明代重视宗室的教育,加上宗室们物力财力上的雄厚和政治上的无所作为,许多宗室沉溺于读书、写书和刻书,这些都促成了明代藩王的著书与刻书事业的发达。

[34]而郭孟良的《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则对宗室的图书事业做了总结,指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十分发达,不少藩府的刻书、藏书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各个藩府的图书事业具有府系性,这些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35] 宗室犯罪。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宗藩的犯罪问题进行研究,在这里予以罗列。

周致元的《明代的宗室犯罪》对明代宗室犯罪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明代宗室政策的过于宽松,是导致宗室犯罪现象普遍的直接原因。

朝廷对罪宗的惩处往往不以律令为基准,最终决定权操控于皇帝之手。

[36]此后雷炳炎对宗室犯罪问题,连续发表了《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管理问题初探》[37]、《谈谈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38]、《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39]和《关于明代中期宗室犯罪问题的思考》[40]等系列论文,对宗室犯罪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明代“亲亲”思想成为了宗室犯罪的庇护伞。

明朝中央处理这些犯罪宗室时,既要遏制宗室的继续犯罪和危害社会,又要体现对宗室的“亲亲之道”,因而对罪宗庶人一般采取发落高墙,安置闲宅,伴守祖坟与留住本府等处置形式。

作者通过对明代中期宗室犯罪的现象与处置方式的分析,认为下层宗室由于经济上的窘困和受到亲郡王与官府的压迫,犯罪比例较大;而西北宗藩,则由于生活环境较差,俸禄稀少,生活日见艰难,犯罪现象高于其它地区。

宗室的人口。

明代的宗室人口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明代宗藩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中对于宗室人口膨胀的缘由探析,史学界并未达成一致。

张德信的《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将宗室人口问题归因于“藩禁“政策,认为“藩禁“政策剥夺了宗室的谋生渠道,使之沦落为坐食宗禄的寄生基层;而宗禄乃计口而支,宗室为了领取更多宗禄,广纳媵妾,繁衍子孙,造成了宗室人口的膨胀。

[41]王守稼的《试论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认为宗室人口的问题始因于朱元璋所制定的宗室政策,认为朱元璋出于保障宗室人口再生产的考虑,对宗室子孙采取包养的政策,从而起到了鼓励宗室生育,刺激宗室人口繁衍的作用。

[42]而智夫成的《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则认为朝廷出于换取宗室的支持的考虑,给予了宗室相当优厚的待遇,为宗室人口的剧增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是宗室人口的膨胀,加剧了朝廷财政负担,并引起了上下层宗室的贫富分化,中央只得通过“加派”的手法来缓解经济危机,结果激化阶级矛盾,酿成明末农民起义。

[43] 宗藩婚姻。

对宗藩婚姻的研究,主要有杨成的《明代皇室与勋臣通婚状况抉微》[44]、范植清的《明朝皇室的嫁俗与楚王朱华奎嫁女》[45]、魏连科的《明代宗室婚姻制度述略》[46]和陈江的《明藩王婚配制度考略》[47]等。

魏连科指出明宗室的婚嫁制度随明代政局变化而变化,洪武到宣德时期通过宗室的婚嫁,来联姻文武勋贵,企图以血缘和裙带关系来达到屏藩帝室的目的;正统以后鉴于“靖难”之役和诸藩王叛乱的教训,为防止宗室以婚姻的手段来形成威胁帝权的力量,对宗室的婚姻之家作了严格限制,禁止宗室与文武勋贵们联姻,力图在政治上控制和削弱宗室的力量。

四、明代宗藩最终结局 “藩禁”之后宗室们淡出了政治和军事的舞台,但是明末清初错综复杂的由清军、农民军和南明三雄逐鹿的政治环境再一次将宗藩推入了历史的视角。

白新良和赵秉忠的《清兵入关与明代宗室》认为清军入关后,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对明朝宗室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招徕和恩养为主———打击和镇压为主———军事镇压加之政治招降,指出清朝对明宗室所采取的政策,是清政权统一全国总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