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监督体系中的舆论监督

浅论我国监督体系中的舆论监督[摘要]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舆论作用及其影响不断扩大；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的扩大，公权力的扩大易乱用、滥用，容易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积极地发挥应有的机能，而舆论监督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方式而成为对现代政府实行监督使其规范行政的一种必然监督方式。

[关键词]舆论监督大众传媒依法行政在我国，舆论监督主要指公众利用新闻传媒或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报道或言论等形式对政府、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公务员的个人品质所进行的监督。

“监督”除了批评以外，还包括“参加”、“影响”、“威慑”、“制衡”等手段，其目的是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通过议论形成一种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轨道里活动，从而有益于社会和人民。

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权力，重点是权力部门和决策人物。

对于权力部门的监督，包括决策过程的监督和决策效果的监督；对于决策人物的监督，包括对决策人物行政和个人品质的监督。

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的力量来自舆论的影响力，影响力虽不是有形的权力，但能够形成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

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公开表达的公众的集合意见。

因而，舆论监督的特点与党和国家机关各个系统的“内参”、“要报”等不同，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政治民主”、“以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心，近年来我国的舆论监督获得较广的发展空间，公众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机会，对于舆论监督也比过去更看重了。

但是，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增强，它与各方面发生的矛盾冲突也加剧了。

一定意义上，这并不是坏事，而是说明各方面开始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而舆论监督开始作为协调利益冲突的中介，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这也并非完全是好事，如果舆论监督在社会中被公众寄予过大的期望，亦说明社会的其他监督机制存在问题，需要总体上对各种社会监督机制进行调整。

一、舆论监督的理论依据、以及其在政府行政中实施的原因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对其机构或其官员进行这种监督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分析：首先，从政府官员个人的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人的德性角度来看。

在对待德性的问题上东西方都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恶。

不管什么人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掌握权力的也是如此，因此不加约束，就会堕落和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性本善。

即人在本质上是向善的，或者生来即有恻隐之心，有一些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如果不加以某种约束，人就会可能做出坏事。

两种观点都不否认这一点，即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倾向，因此为促使或保证人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实的办法就是提供一种使他向好的方向发展或使他受以制约的力量，或者说一种监督机制，能够及时发现他的发展倾向，并限制他向坏的方向发展。

而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来说，阻止他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起能够有效的监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德性是有等级之分的（如柏拉图认为：有人为金质铸成，有人为银质铸成，有人为铜或铁质铸成），在这种认识下，教化成为等级高者对低者的正当权力，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监督无从谈起。

但近代这种观点被否定，一切人出生时的道德品质上是没有差别，任何人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可能做出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的观念开始普及。

这种平等的德性观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1、掌权者同普通人一样，在面临诱惑时，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公共利益，人们不会因为担任了公职就自然变得神圣起来，相反职权却有腐蚀作用; 2、除一些例外的情况，普通公民被认为是有能力评判某事某物的道德意义的。

我们再从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理性极易为情感所左右，一个掌权者在做出某项决策前是不可能掌握有关决策的全部信息的，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为了保证这种于公众利益有关联的决策尽可能正确，监督公共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是必要的，这种监督能够保证及时发现决策行为不当之处，并提供替代性建议被采纳的渠道。

其次，从政府机构的角度来分析。

很多人认为一个掌权者容易腐败，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作为一群掌权者组成的一个机构则不会。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可知人的根本性质在于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理性以及自我利益的追求，一个机构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也是存在基于基本人性而随之而来的蜕变腐败的，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政府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别的政府机构的利益的现象，如一些机构的越权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 还存在着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

另外，一个政府再大，他能掌握的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是有限的，也可能做出不当的决策，更何况是在这个领导拥有决定权的政府机构里。

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人员组成的机构里，也是会做出不当行为的，包括违法行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也是基于此而加增的）。

第三，从方式的选择上来分析。

当然对政府的监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现代社会里，舆论监督这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从某方面来说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1、传统的监督方式是一种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这种监督机制的内在要求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各方式按照法律的规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

然而，这其中却存有这样的可能，即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员达成一种妥协来掩盖各自的权力滥用行为，或者达成一种合作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绝对地保证阻止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放弃法定的相互监督责任而进行不法的合作。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个公共机构对另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实施制约与监督的法定责任，很多的是在公共舆论压力作出的。

2、法定监督机构有效地履行责任，有赖于发现和掌握有关官员违法犯罪的充分信息。

社会信息具有分散性，一个监督机构无论主动和积极，都不会收集尽全部的社会信息，况且其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舆论监督由于自身的特点，却可弥补其他法定监督的不足。

实践中，公民或媒体的揭露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违法的犯罪线索。

3、与别的监督机制不同，舆论监督的信息类型与其他监督机构不完全相同。

舆论监督不仅舆论监督官员的公务行为，而且还监督官员的私人行为，包括其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质，以而通过公共选举机制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而舆论监督对政府机构的行为，不仅作出合法性判断，而且作出合理性监督，行政权中很多法律规范是缺乏的，存在很多自由裁量的余地，而对这，舆论监督的合理性弥补了其他监督的缺陷，因而这种监督的宽广性是其他监督方式是无法方式无法代替的。

4、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府拥有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当然应接受人民的直接来自人民的监督方式。

此论述在前文中讨论舆论监督的理论来源已多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二、舆论监督在现实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使媒介对许多涉及地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十分困难。

现实中，随着社会发展和媒介舆论监督力度的增强，许多“揭丑报道”已不可能通过常态的公开采访实现，有些地方主义保护突出的地区甚至规定了所谓“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

这虽然有戏言的成分，却表露出某些人视记者为“灾星”的防范心理。

第二，被监督者以某种对法治的偏差认识造成的新闻官司，一定程度抑制了媒介对于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法治意识的觉醒表明了社会的进步，但在舆论监督中常出现的问题是，被监督者往往借助法律诉讼的形式将媒介拖入持久的官司而无法工作。

媒介的揭露、批评权利依据的是宪法赋予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的发表者在合理限度内有说错话的自由，这与其他社会监督的法律依据有所不同，否则，媒介和公众只能三缄其口，这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很不利。

第三，媒介自身的问题也会给后续的舆论监督造成困难。

媒介也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各种自然人和法人都有可能凭借媒介获得利益；媒介的工作特征更多地诉诸道德和情感，较多地关注超常事件、报道的时效要求、扣人心弦的新闻语言要求，看待事实的标准也与司法不同。

这些都会有意无意地引发舆论监督中出现各种差误。

较大的差误无疑损害媒介形象，也会妨碍后续的监督工作。

三、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制度构建在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的互动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构建，进而更好发挥政府于现代社会中的功用，在这方面，我比较赞同学者侯建提出三个制度构建理论，即：制约、对话、共信。

在“制约”方面。

侯建认为人类的监督方式有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

而这在三种制约方式上，侯建认为舆论监督只是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

我认为这有些太狭窄，其实这三种制约方式在舆论监督中是兼而有之的，依学术大师福柯的观点，权力与知识是连带的，是话语中的发生的权力的知识型构成，并且是权力与知识通过媒体这种载体发生昧味关系的表征，人类不仅仅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且还置于媒体织就的“舆论之网”中，身不由己的接受现代媒体的言语、声音、图象等自身迁移默化的控制，因而，从这个方面来讲，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当然，这种权力与公权力相比逊色了一些，但权力与权力对抗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再者，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监督，在很多方面对某事进行合法性的评价，而且还对其进行合理性评价，而这道德标准的评价对权力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于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前文多有提及（言论自由、选举权等）。

在“对话”方面。

对话是一种和平而非强制性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平等而非高下等级相殊的交往活动，它是公民与政府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

对话也是一种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过程，它可以疏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增进彼此之间的真诚了解和相互沟通，它可以直接促进公民和政府获得更多的真实信息，它还可以增加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鼓励公民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推动政府戒除官僚作风，贴进民情，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陈弘毅先生在其有关西方社会的法律精神的文章中曾写到：“沟通理性的体现在于自由开放，不受权力关系规制的情况下，诚意的进行讨论协商，相互交流意见，尊重并全心全意地尝试了了解对方的意见，大家都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并根据此共识来治理社会，或以此作为有关社会政策或安排的基础。

”在实际行政中我们会发现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改进，比如“听证制度”的推行，虽然还只是在一些政府服务的定价方面，只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但我们看到了一些政府较之以往的进步，这其中听证的组织者以往的单独决策转化为组织者和百姓的平等协商共同决策，这正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的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响应和心服口服的遵守；还有就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这一个制度最让人感受到的是在“非典”时期，政府的有关机关发言人定期发布有关信息，接受新闻媒体记者的提问，以满足社会大众对相关知情权，这在某方面是对过去政府信息封锁的一种挑战，这也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政服务实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