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

预测指标

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离婚数从1979年的31.9万对递增到2000年的121.3万对，粗离婚率也从1979年的0.33‰上升到2000年的0.96‰（注：根据1993年民政部计划财务司编《民政统计历史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提供的有关资料计算。），约增加了3倍。但国内现有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宏观的概念化或定性论述上，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仅有的个别研究也没有把婚姻质量列入它们的分析框架，以致微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过高地估计了其他并非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作用。

本研究将在我们近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系统融合，提出一个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分析。

一、理论背景和假设

（一）婚姻质量作为预测变量

虽然国内以往的离婚研究很少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影响变量，但婚姻质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White,1990)。Lewis和Spanier(1979)是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之后的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Udry(1981)通过对都市已婚白人的调查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幸福感是婚姻变动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Booth等(198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婚姻较幸福的当事人相比，低幸福感的夫妇在今后3年离婚的可能性大约会高出4至5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文化背景地区关非相同。Lewis和Spanier(1979)认为“不能离婚的文化规范，如来自家庭、朋友和教会的压力等，会提升婚姻质量影响的水平，以致于保证婚姻关系的延续或婚姻的稳定”。而事实上，外在的压力不是强化而是削弱了婚姻质量对夫妻关系稳定的制约作用(SchummandBugaighis,1985;ThomasandKleber,1981)。

从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规范存在相当大的地域差异，婚姻主体的生活质量、

价值取向和互动模式也有较大的不同，婚姻离散所要付出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代价也明显不同。由于“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和“没妈的孩子象根草”的伦理文化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的封建礼教在农村更为根深蒂固，加上经济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农村地区的婚姻离合依然主要取决于实际状况和个人意向以外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相反，在中国城市，由于外在的约束日渐消减，婚姻的命运也愈益更多地取决于当事人的感受和自我意愿，婚姻质量的决定作用明显加强。

（二）婚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

除了直接预测离婚意向以外，婚姻质量还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其他因素通过婚姻质量间接地对婚姻稳定性起作用。把婚姻质量作为中介因素列入分析框架，不仅能说明所选择的其他变量如何影响离婚意向，而且还可较为准确和全面地估计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第一，根据成本效益理论，子女数和结婚年数是两个重要的成本变量，它们都会起到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生育率与离婚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

（Peters,1986;Canabal,1990；曾毅，1993）。另外，婚姻持续时间越长，当事人投放到婚姻关系上的个人资源越多，婚姻解体的损失越大(Beckeretal,1977)。但强调离婚成本的经济学者往往忽视了孩子数和结婚年数可能会降低婚姻质量，进而间接地增加婚姻失败的概率。一些研究发现，婚姻质量与结婚年数、孩子数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抚养孩子会降低父母间的互动频率以及消耗本来可以用于父母自己彼此交流的时间和感情(Feldman,1981;Whiteetal,1986)；结婚年数的负效应在于随着时间推移而对婚姻的美好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日复一日的婚姻生活所产生的边际效用递减(Luckey,1966)。

第二，Levinger(1976)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婚姻稳定性是婚姻满意度、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吸引力（也称婚姻替代）以及离婚阻力相平衡的结果。当阻碍离婚因素和婚姻满意度保持不变时，其他选择的吸引力越大，婚姻受挫的危险也越大。Udry(1981)进一步认为，婚姻替代本身具有对离婚意向的独立预测能力，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婚姻替代会提高离婚的可能性。同时，Lewis等(1979)还从理论上推导，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吸引将降低婚姻生活的质量，进而影响婚姻的稳定性。但学术界一直没有对这一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第三，White(1990)批评学术界在研究离婚时较少关注婚姻建立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有关婚姻如何建立的信息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婚姻失败的原因。一些学者也认为，初婚年龄和婚姻稳定性成正相关(Nartinetal,1989)。Heaton(1991)认为，这是离婚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变小的缘故。另一方面，晚婚的男女相对比较独立，以往长期形成的个人性格的可塑性较小或弹性较差，这些特质又给婚后的调适带来困难(Bitter,1986)。因此，除了它直接抑制离婚以外，晚婚还会因为与婚姻质量的负相关关系而间接增加离婚风险。

根据Whyte(1990)的报告，婚前性行为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它使两个人的结合变得比较随意，缺乏神圣的感觉，进而又会使当事人减少对婚姻制度的崇敬和珍视。也有学者以为，婚前性行为会减少当事人从婚姻中所得到的新鲜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或幸福感(Watson,1983)。由于婚前性行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婚前守身的价值追求相悖，违背性行为准则将遭受社会的谴责，并留下心理阴影。因此，对婚姻稳定性既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将通过降低婚姻质量而间接增加婚姻破裂的风险。Cate和Lloyd(1992)还认为，恋爱时间较长有利于增强婚姻幸福感，因为谈情说爱的周期越长，你越能够发现对方是否与自己相一致。

第四，“异质假设”认为，夫妻在年龄、个性、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婚姻往往具有较高的离婚风险，因为这些差异易引起更多的不一致和冲突(Bitter,1986;Tzeng,1992)。Bumpass等(1977)发现，夫妇的年龄差距越大，婚姻失败的概率也越大。然而，也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夫妻年龄差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因为它和婚姻调适或婚姻整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Atkinsonetal.,1985)。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和收入等控制变量和婚姻稳定性呈正相关(Martinetal.,1989;Bumpassetal.,1991)；经济拮据或压力往往导致配偶间的冲突和互动障碍，进而增加婚姻失败的风险(Congeretal.,1990)。

（三）本研究的理论假设

结合不同学科关于婚姻质量理论、成本效用分析、社会交换理论、婚姻组合观点以及夫妻异质假设，本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并以路径分析方法来揭示中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和程度。按照该框架，婚姻质量既是直接影响当事人离异意向的主要变量，同时也是间接作用于婚姻稳定性的中介因素。我们将利用抽样调查的资料，对以下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