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

论曹操论文摘要《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

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

其实可以用以下几个词来形容曹操显得更真实：“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曹操的性格具有二重性、流动性、模糊【关键词】二重性、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本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统一的乱世英雄。

但历来被视为“奸贼的典型”。

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曾说他“假忠欺世”，“万古贼奸”；毛宗岗更斥之为“一生奸伪，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

直到今天，不仅一般读者把曹操看作反面人物，就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曹操奸诈，一举一动都露出一副奸诈相”，“罗贯中用斥责和讥笑的态度描绘出一个令人厌恶的曹操形象”。

这些看法，把一个本来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简单化、绝对化了，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

学术界虽有人早已意识到曹操性格的复杂性，但其所论，往往是把“奸雄”二字释为又“奸”又“雄”，对所谓“奸”与“雄”，即“奸诈性格”与“雄才大略”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机械的、静态的罗列，因而也未能很好阐明曹操性格的复杂性。

现趁电视剧《三国演义》连续播放之机，对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进行一番详细论证，来同广大编导、观众及学界同仁交流、讨论。

一、美恶并举有贬有褒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

”为使曹操与刘备在这些方面形成鲜明对照，《三国志演义》确实写了不少曹操的急、暴、谲，诸如：故杀吕伯奢，兴兵报父仇，借头压军心，许田迎众贺，假手杀祢衡，肢解吉太医，族灭董国舅，勒杀董贵妃，横槊刺刘馥，许都纵火案，忌恨杀杨修，多疑杀华佗，以及为称魏公、魏王而杀荀攸、荀攸、崔琰、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等，并对此类欺君、诡诈、残暴、利己的言行，直言不讳地予以贬斥：“此是曹操奸雄处”，“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处”。

但是，上述丑德恶行，并不是曹操性格描写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曹操性格元素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与欺君、诡诈、残暴、利己截然相反的另一极表现。

不信请看：十常侍专权时，“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

曹操提出先正君位，然后图贼，忠义凛然，顺乎民意。

董卓纵横朝廷，残害百姓。

曹操先是自告奋勇冒险刺杀董卓，后又发矫诏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扶汉救民，既忠且义。

破下丕俘陈宫后，曹操本有“留恋之心”，无奈陈宫愤然下楼就戮，士兵“牵之不住”，曹操只得“起身泣而送之”，并令“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

怠慢者斩！”罗贯中不仅特意用小字补注后事：“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而且热情赞颂说：“此乃曹公之德也。

”可是，到了毛宗岗修改本《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小字补注不见了，“回许都吾府中恩养”被篡改成“回许都养老”，然后斥“德”为“诈”，大骂曹操“假惺惺”，“一味权诈”，“真狼人哉”！简直令人视之瞠目！关羽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

关羽不辞而别，“诸将皆不平”，意欲“赶上诛之”。

曹操坚持守信不追，“使归其主，以全其义”。

对此，裴松之等人均认为“斯实曹氏之休美”。

罗贯中也深怀同感，他把曹操“不追关公”和“不杀玄德”两件事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

”毛宗岗不以为然，不仅删去这些称颂，而且巧言舌辩：“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说曹操“虽似君子而终怀小人之心”，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官渡破绍后，在袁绍图书中发现一束许都官员和曹军将士私通袁绍的书信。

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并“尽皆将书焚之，遂不再问”。

对此，罗贯中引史官赞诗说：“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并认为这是曹操后来能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围攻冀州时，敌将发老弱残兵及妇女小孩出降，以解城中饥色。

曹操知百姓欲“就食”，便让其到自己后军中去讨粮食。

破城后，又下令：“河北居民遭兵军之难，尽免今年租赋。

”显系恤民、爱民之举。

如果把曹操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考察，我们更会发现：曹操戎马生涯三十余载，虽曾有过濮阳、宛城之败，赤壁、潼关之窘，还算不上是常胜将军。

但在平徐淮，战官渡，征柳城，击当阳，讨关西，算合肥，解襄、樊等大战役中，不仅表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深通韬略的指挥天才、从谏如流的统帅风度，而且通过驱兵百万，南征北战，为抑制汉末封建割据的恶性发展，促成由乱而治的天下一统，作出了千古不磨的历史性贡献。

关于这一点，曹操自己所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决非吹嘘不实之词。

从上述一类表现中，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曹操性格的另一大系列：忠君、诚实、宽厚、仁慈、重义、爱才、勇敢、多智等。

它们与刘备所说的急、暴、谲，同样都是曹操性格的基本要素。

曹操性格的整体，就是由这正、负两个系列中那些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多种元素组成的一组组组合单元，即欺君与忠君、诡谲与诚实、残暴与仁慈、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愚蠢与多智、胆怯与勇敢、利己与大公、罪过与功德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

毛宗岗等人批评《三国演义》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竭力夸大曹操性格系统中的负极因素，并把这丰富、复杂的性格系统片面归结为一个“奸”字。

如果我们今天仍象过去那样用单侧面的观察方法来观察曹操性格，用传统的“奸贼典型”论来编导和表演曹操形象，那就只能造成对曹操形象的片面肢解。

曹操在《三国志演义》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还曾介绍说：“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

胆量过人，机智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

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

”除“论赵高”一句略含贬意外，其余都是热情赞赏。

曹操气绝身亡后，作者的盖棺定论也是有贬有褒。

贬词所言“丑恶”，一是“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二是“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追欢”。

仅仅如此而已。

而褒词所讲“功德”，却涉及很多方面，诸如生活作风上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待士用人上的“知人善察”，“随能任使”；文采风度上的“登高必赋，对景必诗”；沙场征战中的“运筹演谋”，“芟刈群雄”；初露头角时的“胸蟠星斗气凌云”；老大将终时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

结论是：“明略最优”——“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功德”最大——“当时若使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

这些画龙点睛式的盖棺定论与作者赖以立论的大量描写，都告诉我们：《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

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不只是善恶并举，有贬有褒，而且在用盖棺定论对其一生作整体性评价时还是功大于过，褒多于贬的。

这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后世读者和编导的足够注意。

二、主次变换重心转移一分为多，多又合而为一，构成了曹操性格的整体。

但是，这种合，并不是美丑、善恶、长处短处的机械相加和等量组合，而是一种有重心的、流动着的辩证组合。

所谓有重心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虽因元素本身的不同性质而呈现出双向性，但总有一种性格元素处于性格组合单元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每个二极组合单元总是表现出自身的定向性。

所谓流动着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组合单元虽因重心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定向性，但这种定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必然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中呈现出主次变换、重心转移的历史差异性。

曹操一生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就是由这种有重心的、流动着的辩证组合体现出来的。

在《三国志演义》前三十则中，曹操虽有幼年诈风，欺父欺叔；故杀吕伯奢，“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徐州报父仇，“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的丑德恶行，但其性格的主要特征却是仗义除奸，匡扶汉室。

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十常侍、董卓及其余党李傕、郭汜的对立面，不仅未见丝毫篡逆之心，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忠直感人、谋略超人、胆量过人的汉朝忠臣。

就是“移驾幸许都”，其缘起也是出于为汉朝廷、汉皇帝着想。

书中明明写道：“帝在洛阳，百事未备，城廓崩倒，欲修未能”。

李傕、郭汜兵临洛阳，献帝便产生了离洛阳，“投曹操”的想法，而且事实上已带领百官，步出洛阳，“望山东而进”。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提出“许都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正合献帝之意，解了朝廷之危。

况且首倡徙驾迁都者，并非曹操，而是董昭、荀彧等大臣、谋士。

曹操不过是在他们多次劝说下，由疑而“决”，“决”而遂行的。

毛宗岗妄言迁都之策“非为朝廷，专为曹操”，说“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傕、汜之迁帝坞，无以异也”，不过是用一种主观臆断的“奸绝”偏见，来硬套此时的曹操罢了。

移驾许都后，曹操位高忘义，权欲薰心，“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出入朝廷“长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一切“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把自己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

而君臣、上下、左右、朝野的不满，又促使他把一切聪明才智都用作保护自己、战胜对手的精神武器，从而使奸、谲、暴逐渐上升为他性格中的主导因素。

但是，这只是就曹操性格运动在移驾幸许都以后的大致趋势而言的。

如果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加以具体考察，我们则会看到移驾许都后不同时期曹操性格的一些更为复杂的动态组合情况。

赤壁之战前，曹操身受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对来自皇帝及保皇大臣们的威胁，曹操起初虽有疑虑，但无实据。

当他察觉“众皆”不满，发现皇帝与董承密谋害己，搜出衣带诏后，便立即产生“诛其君而吊其民，择有德者而立之”的想法。

后虽因谋士劝阻，没有付诸行动，但却杀了一批密谋害己的保皇大臣，并明确宣布：“但有外戚内族，不曾禀奉于吾，辄入宫门者，腰斩之。

守御不严者，罪同。

”从这以后，汉献帝便成了一个傀儡，曹操对他确实再也无忠心可言。

曹操与袁绍、袁术、孙策、孙权、吕布、刘备等人之间的矛盾斗争，表面也象忠奸矛盾，因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袁、孙、刘、吕动不动就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罪恶“甚如王莽、董卓”。

实际上，袁术率先“淮南称帝”，袁绍“亦有篡国之心”，孙氏兄弟均有“据江东”，“建号帝王”之意，刘备也是以扶汉室为幌子与曹操争王天下。

两方之间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忠奸之别。

《三国志演义》写曹操与袁、孙、刘、吕的军事争斗，也并不是为了表现曹操对汉朝廷和汉皇帝的忠奸与否，而主要是通过曹操破袁绍、擒吕布、驱孙权、逐刘备，突出曹操的多智谋，善用兵。

至于面对部下和士民的不信任情绪，曹操采取了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策略。

其中除对“裸体骂曹操”的祢衡借刀杀之；因误听谗言而把孔融“灭夷其族”；明知蔡瑁、张允是“谄佞之徒”，反加以显官“权且用之”，打算“成事之后，便当杀戮”以外，其余均能以诚相待，施之以仁，如留恋陈宫，恩养其母；厚待关羽，言而守信；恭迎许攸，信而不疑；尽焚私书，通袁不究；抚民忧民，罢兵冀州；赈济降民，以解饥色；收复冀州，尽免租赋等，因而“贤俊多妇”，百姓感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