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

能可以用来发电，也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基因工程可以用来治病，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如果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而缺乏人文关怀，就有可能迷失方向。

实际上，科学的双刃剑功能与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有一点是不同的。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

科学和技术自从17世纪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来，不但充分显示了它的造福功能，也逐渐暴露出对自然和社会的危害。这是西方社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产生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以及反科学思潮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科学和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的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是，第一，技术悲观主义者大多如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和西方近代的卢梭一样，仅仅认为技术会扭曲人心，不利于社会的“淳风化俗”，而很少考虑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作用。第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基本处于“知其然”状态，很少追问它的“所以然”。这主要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多局限于感性经验层面，即通过大量经验事实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缺少对科学和技术自身的理性分析。老子的“有机器者必有机心”虽然带有一点理性逻辑，但如上所述，它仅仅预示了技术对人性的扭曲，并没有发现技术对社会更多的消极影响。第三，很多人议论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是将科学和技术不加分别地捆在一起，笼统地议论，很少有人将科学和技术各自的双刃剑功能单独进行分析。这样一来，势必赏罚不当，甚至使科学代科技受过。

首先，科学属于认识活动，技术属于改造活动。认识活动以真理为标准，改造活动以功效价值为标准。其次，就科学的原初意义而言，它并没有实用目的，而技术的目的则是十分实用的。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最初仅仅因为人对奇妙的大自然感到惊异，因而产生了“想知道”或“想明白”的意识冲动，并不想去改造什么。

科学发展的最大进步是科学从自发阶段跨入自觉阶段，即从仅仅出于好奇的“想知道”和“想明白”发展到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的“应该知道”和“应该明白”。与自发的科学不同，自觉的科学也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因此，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在其自发阶段，只具有客观的意义，缺乏主观故意。科学只有进入自觉阶段之后，才有了实用和功利目的，增加了主观方面的双刃剑功能。但技术就不同了。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即为了人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而主动地改变客体的形态。技术和科学的这一区别，可能就是它们在最初曾经各行其是的原因。科学史表明，科学和技术最初并不是紧密结合的，许多科学成果的实用目的在当时甚至在很长时间都不能显示出来，许多技术也不是在科学的指导下发生的，而是一种经验和技巧，带有偶然性。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技术的幸运。因为技术逐渐明白，科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为它所用，可以启发它，成为它的理论依据，使它可以排除盲目性，成功的几率也就大些。这一过程同时启发了科学的自觉化，因为科学原理汇入技术活动中，就极大启发和指导了技术活动，也实现着改造客体、服务人类的功能，使科学的价值从认识领域间接地跨入实践领域，开始了自觉化的过程。但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科学的实用目的或实用功能是间接的，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而且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生作用都是通过其成果显示出来的。科学以揭示客体规律为目的，其成果多为观念形态，技术以改变客体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其成果多为实物形态。因此，相对于科学成果，技术成果对社会的作用直接得多。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

科学是人类探求客观规律的活动。这个定义除蕴涵了规律的客观性之外，同时说明，科学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尤其是像科学这样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一旦不再是自发的行为，就和技术一样，也体现着人的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客观规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造福人，也可以危害人，比如电，它既可以优化人的生活，又可以摧残人的生命。当科学活动具有了实用目的之后，就既有利用和发扬或者避免和弱化客观规律造福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又有利用发扬或者避免或弱化客观规律危害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在一个具体科学活动中往往是一致的。因为造福自己与危害他人往往是同一个过程，一方是另一方的条件。即使只是为了造福人类，有时也难免带有副作用。比如，科学发明出了肥料、农药，目的是造福人类，但肥料、农药使粮食、菜、果，甚至饲料、肉类蛋类都会浸染上某些毒素，危害人类健康。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功能从客观意义上说是必然的，科学技术活动就只能尽量规避和抑制其负作用，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它。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每一个利益群体从根本上说都在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削弱和侵夺对方利益，所以，人类历史上就充满了这样的现象，即有些利益集团有时候会故意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危害人类的功能去对付对方，指示或组织科学家制造出枪炮杀害人，制造出药物毒害人。原子弹的发明成功，便是这一目的促成的结果。

现在，科学界关于科学伦理的呼声很高，呼吁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负责，在发展科学和技术的时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人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功能，坚决克服和制止危害人类的科学技术成果。这虽然旨在唤起科学家尤其是政府的道义感，但是，历史证明，道德总是让位于利益的，因为利益是针对利益主体自身，而道德一般总是针对他人。比如，我要求一个人讲道德，无异是要求他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去照顾我或其他人的利益。当这种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仅仅局限于“降低”，而不至于损害他的利益之时，他才会讲道德。当“降低”超出一定限度，将损害他的利益，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并行使某种强加于他的道德，因此，伦理在利益面前是软弱的。

所以，人类一天不结束这种利益集团的分割状态，斗争就不会停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就肯定受到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普遍重视，他们必然会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去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对抗对方。

当代国家无论是以何种国体形式出现，政治权力都是相当大的，也都非常重视科学和技术，这就使科学和技术不但从活动形态变为理论体系形态，而且成了一种国家建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越来越要依靠国家的资助和管理，而国家恰恰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集合体。因此，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必然会以种种借口在发挥科学正面作用的同时对科学尤其是对技术的负面作用也加以堂而皇之的利用，制造一些危害另一部分人的技术产品。当每个现代国家都以特定的理由故意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去“发展”科学技术时，科学和技术便发生异化，从造福人类变为危害人类。只有实现了世界大同，人类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在人类还继续分割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