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商鞅变法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和私有制的确立，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获得政治权利，各国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相继进行变法。当时的秦国地处西部边陲，政治经济制度相对落后，给其发展造成极大的制约。秦国统治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献公开始就着手改革。大规模的封建改革是在秦孝公统治时期(前361一前338)实现的，而这场改革是秦孝公依靠商鞅进行变法来完成的，故习惯上称之为“商鞅变法”。各项改革措施的施行，对促进秦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变革时代]

本目主要讲述两个问题：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在经济方面，从公元前475年(秦厉公二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生产力有相当的发展，铁工具和牛耕已经在广大地区使用，水利灌溉事业也迅速发展，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生产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历史在前进。从政治上看，在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奴隶社会已经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原地区初步确立起来，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一些重要的诸侯国内掌握了政权。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权后，在各诸侯国内都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了封建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楚、赵等国，这些国家经过改革迅速强大起来，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

二是在思想领域的变革。社会大变革引起了思想领域里的空前活跃。自春秋末年以来，在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出现较早，战国初期又正式出现了法家学派，除此之外，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都在战国时期各自形成为独立的学派，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成为商鞅变法的思想先导。

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是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前奏。在那风云激变的时代，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各诸侯国内部新旧贵族的斗争直接推动着各国不断前进，不甘落后的秦国必然要奋起直追其他诸侯国，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取信于民，立志变法]

本目讲述了两个问题：

第一，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改革。春秋时期，秦国在各诸侯国中处于劣势地位，到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虽有所发展，但和东方各诸侯国相比还是落后的。秦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本国的不足，力图改革，但在旧势力的阻碍下收效甚微。直到公元前384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秦献公即位，秦国改革时代才真正到来。秦献公曾经有过三十年流离在外的磨炼，目睹东方诸国改革所带来的富强，也深悟本国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原各国的封建制发展不适应，必须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使封建制确立下来，才能改变秦国多年积弱的局面。即位后的秦献公立刻与革新派联手，推行新政，为秦国带来新精神、新气象。主要改革措施是：废除人殉的恶习；迁国都；发展商业等。秦献公之后，秦国进行

了更为彻底的改革，这场对于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伟大改革，就是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的改革，由献公开始，经过秦孝公(前36l一前338)，前后共四十余年。

第二，孝公重用商鞅及商鞅为变法所做的前期准备。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得知秦孝公正在求贤，就带着他自己用心收集到的与政治、经济及军事有关的资料离开魏国奔赴秦国，希望在秦国展现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到秦国后，商鞅向孝公展示了他渊博的知识，畅论各种治国的方法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包括帝道、王道、霸道及强国之术。“霸道”及“强国之术”符合秦孝公所要追求的目标。秦孝公虽然赞赏商鞅的变法主张，也认可商鞅在“强国之术”、“霸道”上所能做到的工作，然而，商鞅毕竟是外来的宾客，对秦国而言，他那一套理论和方法是完全陌生的，秦国上下能否接受?这是秦孝公所顾虑的。虽然秦国的保守势力不是很强硬，但变易“祖宗家法”时，必定有反对者，也必定有存心阻挠者。所以在变法之前，孝公安排商鞅在朝廷中与反对变法派代表进行了一场辩论，宣传变法思想，驳斥反对派的意见，以进步的历史观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他的主张适应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符合秦孝公“图强”的愿望，得到一部分大臣的响应，也坚定了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的决心。最初商鞅还只是客卿的身份，法令由商鞅草拟，政策由秦孝公推行，也就是由孝公首行改革。

在此基础上，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左庶长，正式领导秦国全面的改革运动。为了取信于民，树立新法令的威信，商鞅通过“徙木立信”首先在百姓中获得了威信。与此同时，商鞅还对破坏新法的人予以严厉打击。自此之后，商鞅就将一生的精力和学问，连同他宝贵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秦国。

[强国之术]

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商鞅立刻放开手脚，将中原各国的改革经验引进秦国，结合秦国的实际，酌情付诸实行。由于秦孝公首行改革实验成功，这更增加了商鞅的信心，放胆迈开脚步。商鞅改革所涵盖的层面相当广，包括了农业经济、社会组织、家庭制度、作战军功及爵制等，影响了国家制度、宗法、礼制、习俗及传统文化，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他改革的范围内。商鞅共进行了两次变法，本目主要介绍了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了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1)实行什伍、连坐制度。早在献公的时代，秦国已经重编户籍，“为户籍相伍”，将全国的老百姓，不论社会阶层或居住处所，全都编组，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商鞅在秦献公的基础上，再次将全国人民编入户籍，较献公时更为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同时把连坐的量刑加重了。商鞅制定如此严苛的法令，最大目的在于控制全体人民，使全国人民对政府完全“一边倒”，不容有异议。(2)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不可否认，商鞅是一位重农抑商的极力主张者。以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结构而言，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时是农耕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要富国强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重农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至于抑商，应该被视为重农的另一面。为了达到重农的目标，商鞅不惜采用各种方法裁抑商人及商业活动，如不准私贩粮食、提高酒肉价钱、加重商品销售税、废除旅馆、奴仆服役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裁抑商人，减少商人的数目和活动。抑制商人，减少商人使商人流向农业，使人民专心于农业，这样农业就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也应该认识到，重农虽然在当时是必须的，但是一味地以重农为借口而抑制商业发展，不仅不利于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