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联合对东亚一体化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欧洲联合； 东亚一体化； 启示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177-05
区域一体化是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东亚地区各国在探索本地区一体化方面同样做出了很多 努力，东亚合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然而，对比欧洲、北美 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 东亚一体化进程则显得格外 缓慢；“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
全球视野
理论月刊 2012 年第 5 期
战后欧洲联合对东亚一体化的历史启示
杨晨曦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战后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说明，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意愿、利益协调与整合，以及区域文化的同一性是
区域一体化的必备要素。 政治意愿是前提、利益整合是起点、共同文化则提供了“我们感”。 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不
尽管西欧和东亚的情况有着诸多不同， 在有些方面 甚至差异巨大， 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具有普 遍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对战后初期起步阶段的西欧联 合进行研究，抽象出一般性规律，对于同样处于起步阶段 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从政治 意愿、共同文化、利益协调等三个学界公认的欧洲联合的 主要动力进行抽象， 以此对东亚区域的相关情况进行分 析，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可能的动力体系和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无论是丘吉尔、戴高乐或是阿登纳，都是 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欧洲联合问题的。 英法是为 了争夺西欧领导权，德国是为了尽快恢复其平等地位。 但 无论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快使西欧从战争 废墟中站立起来， 以应对美苏激烈对抗背景下的国内国 际困境。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多次从中协调，客观上 也在大力推动战后初期西欧的联合。 这就造就了一种强
必须提出的是， 战后西欧联合的路径是非常符合逻 辑的。 煤钢联营实现了工业部门利益的一致，为扩大内部 市场、增强对外竞争势力，就要求关税同盟的实现。关税同 盟必然包括农业部门在内的各个经济部门， 保护德国作 为农业小国的农业生产； 以及法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出口 利益，必然要求共同的农业市场和共同的对内、对外农业 和农产品政策。实现了共同的工业、农业市场和政策，西欧 共同市场自然呼之欲出； 而共同市场必然要求共同货币 单位作为结算工具。 当整个西欧的经济命运合而为一之 后，政治分立的坚冰便开始融化。 这便是战后欧洲联合的 逻辑线索和动力机制。
一、 政治意愿：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 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造成的欧洲联合的强烈政治意 愿，是推动战后西欧联合的第一个重要动力。 欧洲联合的 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 但直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的景象，才真正促使 政治家们认真思考西欧联合的问题。 他们从两次世界大 战均祸起欧洲的历史出发，从欧洲大陆一分为二、西欧列 强沦为二流国家、成为美苏争霸的垫板的现实出发，感到 西欧国家必须抛弃历史宿愿， 使彼此的利益最大限度的 协调一致，并交织在一起从而切实联合，才能实现复兴。 ［1 战后欧洲的经济情况可谓一片凋零： 欧洲战场北起 斯堪的维亚，南到地中海；西起英吉利海峡，东到高加索几 乎是一片废墟， 实际上整个欧洲大陆都被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战火所波及。 ［2］ 战后， 西欧国家的工业能力远逊于
分歧较大，对东亚一体化造成不利影响。现实的领海争议， 以及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东亚其 他国家国内对日本缺乏有好感， 这对于东亚各国政府的 对日政策构成了影响， 进而影响了一体化建设的政治意 愿。第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政 治动机存在问题。 在某些国家的政治家看来，希望借共同 体建设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约束中国的发展空间和 影响力，这使本来就不足的政治意愿又打了一个折扣。 ［11］ 第四， 美国作为区外大国不希望东亚成为一个自成一体 的区域集团， 区内一些国家也希望借重美国的力量加强 自身实力。 这使得东亚地区主义的思潮过于泛化，这在逻 辑上不利于“共同体”的自身发展。 ［12］［13］也导致了部分东亚 国家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谨慎，影响了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治意愿。 ［14］
1939 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困苦。 在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著 称的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 战争创伤之 严重可见一般。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西欧各国将目光投向 了已经被广泛讨论了几个世纪的欧洲联合问题。
对于西欧联合的问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政 治家均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强调了其必要性。 丘吉尔首相 于 1946 年提出，拯救战后破败的欧洲的办法只能是“恢 复欧洲大家庭……，同时使这个大家庭在一个能够自由、 安全、和平的生活的制度下进行重建。 我们就必须建立欧 洲合众国”。 ［3］作为具体的政策，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思 想，其中一环就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戴高乐总统则认为， “特别是在经济上，我们希望成立一个西欧集团，它的动脉 可能是英吉利海峡、 地中海和莱茵河……， 把靠近莱茵 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 ［4］阿登纳 同样对欧洲的联合抱以热切的期待：“欧洲的联合是绝对 必要的。 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沦为超级大 国的附庸”。 ［5］出于遏制苏联的考虑，美国也主张西欧各国 联合起来。 1947 年 3 月 22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赞助建立 欧洲合众国的富布莱特提案； 一年后的马歇尔计划更是 明确要求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促使西欧形成一个大规 模的统一市场。
具备战后西欧联合所拥有的特殊历史条件，难以达成此三点要素，因而更为困难。 但当前东亚各国公共面对的共
同区域问题又对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政治动力。 东亚主要国家当找到适当的经济切入点，整合利益，为东亚一体化
找到适当的逻辑起点。 东亚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同时是东亚地区文化同一性也即
“我们感”的再形成过程。
首先，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东亚各国内形势与冷战时 期的欧洲几无可比性；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外部压力尽管 存在，但并不那么急迫，外驱力显得不足。 客观地看，欧洲 和北美两大经济集团一体化进程发展迅猛， 对东亚国家 构成了巨大现实压力；1997 年和 2008 年两次国际金融危 机也对东亚合作起到了促进效用， 东亚合作也确实在外 部压力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这种外部压力的强 度毕竟要比二战对欧洲的破坏和美苏尖锐对立所造成的 压力要轻得多。 其次，中日、日韩之间在领海、历史问题上
-178-
全球视野
理论月刊 2012 年第 5 期
经济利益， 标志着法国对德国政策的重大转变”；［17］“欧洲 历史上地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国家将一部分国家权力委 托给某一超国家机构的范例”［18］等。 实际上，这一计划的伟 大意义远不止于此。 透过舒曼计划，欧洲找到了一个权势 均衡之外的办法— ——使经济利益趋于一致， 来解决地缘 政治和经济争端。 权势均衡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暴制暴的 政策，因而，当暴力的预期收益足够高时，这种政策必然失 败。 而“煤钢联营”的实现，使得法德的经济利益在本质上 走向协调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战争的诱因。由此，西 欧各国在其全部煤钢生产与分配方面， 成为了一个共同 体，而不再是一个又一个以民族利益为导向的国家。 可以 认为，“舒曼计划”及“煤钢联营共同体”赋予了欧洲联合以 最重要的逻辑起点。
二、 利益协调：一体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实现经济利益的一致化，并以此实现法德彻底和解， 合作机制不断环溢，这是战后欧洲联合最重要的动力；也 构成了此后欧洲联合动力机制的主体部分。 1871 年德国 的统一带给欧洲最大的影响有二：首先，欧洲两翼的强国 失去了“过去四分五裂、受大国控制奴役、并在大国冲突中 起到缓冲作用的德意志”，［15］ 再也无法依靠瓜分德意志小 国建立起大陆均势— — —以均势保障大陆和平 的做法 走到 了尽头；其次，德国的崛起将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新崛起的 国家将会对既往形成的国际势力划分提出自己的要求， 形成对欧洲两翼的重大威胁。 历史证明，彼时的欧洲列强 并没有找到均势政策以外的办法来保障和平， 而是采取 了结盟的办法来缔造新的均势。 而德国的崛起又与老牌 强国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由此，两次世界大战祸起欧洲。 战后，面对历史的教训，西欧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认 真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德国。 既然均势政策已经被证明无 力解决欧洲的地缘政治矛盾，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联合。 此时， 强烈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催生出的政治意愿成为 了突破藩篱的原始动力。 让·莫内起草的“舒曼计划”则找 到了关键的突破口。“欧洲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统一的，而 必须进行具体的， 首先是通过确实的团结工作来实现。 ……着手这项工作首先要考虑法国和德国。 ……立即在 一个有限的 、但有决定性的方面开始行动 ，… … 即把 法 德 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 联营机构之下”。 ［16］ “舒曼计划”和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意义经常被 解读为：“从控制战争的物质条件着手，维护法国的政治和
从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来看， 强烈的走向联合的政 治意愿毫无疑问是严酷的政治经济现实“逼”出来的；但政 治智慧和勇气甚至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当前东亚各 国面对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及彼时欧洲那般严重， 但国际 金融危机、东北亚安全保障、诸如环境、能源等共同非传统 安全问题同样难以单纯通过国家间合作来解决， 迫切需 要东亚走向联合。 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当有足够的政治智 慧， 不应等到这些问题构成严酷的政治经济现实时再采 取行动。如何充分调动现有政治资源，克服上述诸多困难， 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当是一个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者简介：杨晨曦（1983-），男，北京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
-177-
全球视野
理论月刊 2012 年第5 期
烈的促使西欧走向联合的政治意愿。 这里存在四点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政治意愿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压迫的结果。 冷战为西欧建立自 己的区域性体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 在苏联的压力 下，法德之间的传统争端的根源消失了；受到外族分割控 制的情况，也大大促进了德法合作。 ［6］冷战形势还促使美 国力促欧洲合作。其次，至少是在西欧联合的初始阶段，政 治意愿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利益的协调一致。 实际上，如果 没有强烈的联合意愿，也就谈不上“舒曼计划”的提出，经 济利益的协调将是虚无缥缈的想象。 再次，杰出政治家的 个人作用对于政治意愿的实践是重要的。 突破战争藩篱， 实现世仇之间的和解，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找到关键 步骤，实现法德利益的协调一致，这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 第四，美国作为区外大国的支持，实际上一直是早期欧共 体不断向前迈进的重要动力。
历史地看， 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似欧洲那般强 烈的联合在一起的政治意愿。 通过东亚展望小组、东亚研 究小组等形式，东亚地区各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东亚共同 体这一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但是，从各方政策文 件的措辞来看，并没有形成关于东亚联合的强烈预期。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建立“东亚 共同体”的目标，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目标”。 “东亚各国之 间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 体的一个严重障碍”。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竞争关系，中日 很难接受彼此领导或共同领导东亚地区合作。 ［7］中国政界 同样对东亚一体化持谨慎态度，温家宝总理提出：“应照顾 各方关切，通过开展官方、民间、学术等多层次、多管道的 讨论和交流 ，逐步统一认识 ，相互体谅 ，协商一致 ；… … 加 强东盟与中日韩的协商。 ”［8］日本的东亚共同体主张颇似 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其将日本及其与东盟的关系置于核 心，中间一层是“10+3”，最外面则是吸收新西兰、澳大利亚 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9］可见，日本主张东亚共同 体应当是开放的，核心意图是以区外国家制衡中国，捍卫 其在东亚的主导权。 ［10］东盟对“东亚共同体”的最初设想是 以东亚自贸区为基础的， 但后来也调整为要容纳区外大 国，尤其是强调美国参与东亚的作用。马来西亚是“东亚共 同体”的最积极推动者：“现在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佳时 机，东亚不能再等待、拖延，必须采取现实的行动”。 而且， 马来西亚的主张也最符合“区域共同体”概念的学理规范。 可以看到，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在建立 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并不具有迫切的政治意愿。 这里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