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取证

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是规范我国律师行为或律师活动、引导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确定律师工作基本原则和制度的法律。

现行律师法是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部律师法在有关律师的性质、资格的取得、律师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对于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则不尽人意。

我认为，律师法首先应当是律师地位、权利与义务、律师职业属性的基本法，但在实践中，其运用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目前无论是从事诉讼工作，还是非诉讼业务，都存在律师“执业难”的现象。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律师法的修改，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本文结合律师法修改着重对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

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

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根据需要，还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

这是让许多律师非常振奋的一条规定，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意义(一) 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法律对公民权或者说人权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离开公民权去谈法律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

在公民权利遭受侵害、发生纠纷或者公民法律事务的处理等等，由于公民个人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的技能、时间和精力等原因，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聘请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决纷争、委托处理自己的法律事务。

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需要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甚至关键事实的调查取证，如果因为律师没有充分的、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利，就无法完成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寻求保护的重委，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只是纸上谈兵。

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就象士兵没有武器一样，根本无法正当履行好职责，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处处设障，重重限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设置障碍。

实践中，因为律师查证受阻而使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不在少数，律师和公民只能望之兴叹，转之以其他非正当途径寻求权益的保护，并且对国家法治产生不信任感。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他们有利的证据。

但是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实践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往往不注重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而这些依法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由谁去取?当然只有辩护律师。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律师的地位，但《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诸如调查取证权附加了条条“枷锁”，束缚了律师的手脚，稍不小心就可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之嫌。

此外，从保障人权角度讲，刑法在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必须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者罪轻的人免受重处。

这是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

就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从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到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据审查，均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诉职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辩护职能的脆弱无力。

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权利制衡的产物，于是最好的制衡方式就是扩大律师的权利，达到一种足以与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的程度。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赋予，是这种制衡措施之一。

(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方法律师是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

律师能够而且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预防纠纷，化解纷争，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

当前，律师充当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法律顾问，参与大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足以证明，律师在法治社会的作用无所不在，而这些非诉讼事务的参与，正是防范风险、预防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

律师不积极进行调查取证，无法进行调查取证，甚至调查取证还要冒座牢的风险，律师的作用就将大大受限。

此外，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必将大大减轻法官工作量，是为法官减负的根本途径，以及使律师和当事人摆脱取证难和举证责任的两难困境之必由之路。

三、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新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年6月1日开始实施，它赋予了律师充分可行的调查取证权利，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保障律师调查权时，要特别注意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确立律师与国家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要防止过于原则，使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

为此，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 除涉及国家或者有关单位重大机密之外的内容，律师都有调查的权利律师对什么程度的文件资料才没有查询、复印的权利，要有明文规定。

其实，在现代社会信息是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国家机关的许多涉及公民的资料文件，并没有捂得紧紧的，并没有特意保密的需要，相反，应当给予律师以充分的查证权利，为社会所利用。

如婚姻登记、身份证查询、抵押情况、财产情况和纳税等，而对于确实是机密性的，则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是必需的。

(二) 律师调查取证出示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即可，无需其他手续律师应当向对方提供哪些手续文件，应当有较为统一的规定，便于律师和配合查证双方工作。

通常情况下，调查取证时律师应当提供、并出示的文件是：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而无需出示律师个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件，更不应当要律师一定要出示法院的立案手续等资料，或者人为地任意地要求律师提供其他资料。

一是具有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律师的合法身份，二是以此证明律师查证的正当性，同时也简化配合查证一方的负担。

对于接待单位应当留存哪些资料，也应当规范，只有介绍信，不需要复印身份证、执业证等存档。

(三) 被调查人有配合、协助律师调查取证的义务新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

律师进行调查，不一定要有单位负责人的同意，具体经办人就可以配合。

对于一般性的信息，实无必要经领导的批准同意，而对于涉及机密性的文件，则需要有关负责人对是否可以查询进行判断，需要取得他们的批准，这是合理的。

(四) 被调查人有审核确认的权利，并在文件资料上签字、盖章确认其来源真实性的义务配合查证一方对其文件资料，负有在资料上面，由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以审核确认资料来源于其单位，与原件一致等的义务或责任。

最高法院有关民事、行政等诉讼证据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的提供要有来源单位的盖章确认才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些单位组织愿意配合律师查询，但拒绝在律师查询复印的有关资料上签章，致律师的查询结果只能当成参考资料，而没有证据的作用。

因此，在律师的调查取证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配合查询单位，对律师从配合查证单位获取的资料有审核确认的义务，特别是对国家机关，担负着给社会和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这一义务。

(五) 对国家机关的调查取证只能收取工本费某些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由于他们使用纳税人的钱，向其查询证据，理应不该实行商业化收费，只能收取工本费，否则，实在有损国家机关形象。

建议需要将之明确规定，以防权利的滥用。

律师调查取证为何难于上青天?一向温柔端庄的女律师cxx动怒了，她拿着法院开具的“调查令”却被本市某区政府部门一个“弹皮弓”给弹了回来，而该项调查取证将涉及20多名外来劳务人员的劳资纠纷，这怎叫戴律师不着急?她甚至动起了告该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念头。

经过再三协商，该部门终于同意出具有关证据。

戴律师的遭遇在本市律师圈中并非个别。

长期以来，许多单位和个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调查。

对律师来说，没有相关证据，就无法查明真伪，进而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的调查取证难困扰了律师行业多年。

市高级法院院长滕一龙近日前往市律师协会座谈时指出，要在法律和制度许可的情况下，对“调查令”制度进行研究和完善，增强权威性，保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戴佩清是上海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近年来她代理了多起劳资纠纷案，为一大批农民工兄弟讨回了应得的工资，身材娇小的她在这批农民工兄弟的眼里“非常高大”。

今年5月，戴律师在代理一起某服装企业劳资纠纷案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该企业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小张请戴律师出面和单位打官司，要求讨回拖欠长达三年的加班工资。

据小张反映，这家企业的员工从早上8点上班，到晚上8点下班，一天工作整整12小时，而加班工资一分钱也没有。

企业跟员工不签劳动合同，也不发工资单，发工资时只作签收，而签收的书面材料由企业保存。

这两年来，确实有不少员工“揭竿而起”，为自己的辛勤付出讨说法，但是却被老板非常干脆地“扫地出门”，由于他们手上没有任何书面的劳动关系凭证，就是到法院也赢不了官司。

小张也是因为讨加班工资不成而被单位开除的，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外来就业人员管理部门组织双方调解，但最终调解不成。

小张请戴律师出面诉诸法院。

在法庭上，这家服装企业老板一口抵赖，说他们企业根本没有小张这个员工。

法院传企业其他员工到庭作证，不料老板利用时间差将20多名员工全部开除。

法院开出“调查令”，要求曾经组织调解的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相关证据，包括调解不成的通知和具体内容。

但该部门工作人员说：“我们从不向律师开具此类证明，也从来不提供证据，这个公章没法盖。

”戴律师只得请他们作为证人出面帮助小张出庭作证，但也遭到了拒绝。

这时，被开除的20多名员工相继找到戴律师要求讨回不同数额的拖欠工资，但他们手中也没有劳动关系凭证。

戴律师认为：“看来只有指望劳动保障部门。

”她再次向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说明这份证据对被开除的员工是如何的重要，但是依然遭到了拒绝。

戴律师发火了，她气愤地说：“我要告你们‘行政不作为’。

”后来，经过双方再三协商，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终于出具有关证据。

法官根据这批证据，依法为小张讨回了公道。

当然，另外20多名员工也先后拿到了应得的血汗钱。

“律师的调查取证问题困扰了律师行业多年，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有的律师不得已，只能放弃相关案件;有的各显神通，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渠道、手段获得需要的证据，使本来堂堂正正的法律工作变得遮遮掩掩，多数律师都曾因为调查取证受阻而感到十分无奈。

”市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上述感慨。